一、作者与版本
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五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前属“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属“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序，自云事极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斥曰“恶札”。
二、本事与题材
1．《宋史·张叔夜传》：“……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占其向，贼径趣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令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2．《宋史·徽宗本纪》22载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3．《东都事略·侯蒙传》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当时虽有此议，而实未行。擒方腊为韩世忠，宋史本传载。）
4．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痛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鲁迅说：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泊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关于小说的刊行与改编，鲁迅说：“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故至清，则世异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者’，截取百五十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结末，称《后水浒》，一名《荡平四大寇传》，附刊七十回之后以行矣。”
5．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条载说话目录：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
6．宋末元初画家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36人的姓名与绰号。《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7．宋末元初《大宋宣和遗事》，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人物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人。
8．元杂剧有《黑旋风双献功》、《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宋公明劫法场》等，王国维《曲录》里也录有22种水浒剧目。
余论：史书所载，极其简者，不能因此推断其人、其事本自简略；而其详细情节实存于民间，活在人们的心头、口头，即活生生的语言现实之中。故而才能广泛流布，不断加工润色，以致最后有长篇小说写定问世。
小说创作既有史的因由，即实事真人的依托，而更重要的是凭空结撰。长篇巨制未必即是对于已逝去的历史真人实事的追踪摹写，而是一种意识（即语言）的运作与展开，即幻由心生，因人生事。
三、思想与艺术
（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异同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相较，可以认为，小说渐从史传的樊笼里脱颖而出，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从创作到批评都努力展示出自身的艺术特性。这可从如下几方面理解：
1．史书“以文运事”。先有真人真事，后有历史著作，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摹写，并以前者为绝对参照。因而强调“真实”，即史记要与曾经客观存在过的人、事相符合，相一致，“文”为“事”之工具。就人物而言，则《史记》所载之12本纪、30世家、70列传者皆为实有。
2．《三国》“据史演义”。“演义”一词，其义乃在于在史的基础上进行丰富拓展，使史书从庙堂走向民间，通俗为其工作之目的，其中亦或容有虚构之成分，但虚构往往被认为是实有，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虚妄，如书中之左慈、于吉、管辂等，今天看来是非人间的形式，而当时则目之为真实的存在。关于《三国》，有所谓“七实三虚”之说，三七开，真实仍为主要的部分。毛评本尽管出于“尊刘抑曹”之观念，但其对《三国演义》的改写，仍然是按照他所理解的历史真实进行的。据史演义，强调的是故事；演义则对史迹进行加工、丰富、润色、概括、集中，以写出活生生的人物，由史书之记事转向了写人这个重心。
3．《水浒》“因文生事”。其特点是“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金圣叹语）。小说创作的目的不在于讲故事，而是作家抒情写意的需要。金本《水浒》第三十三回评说：“（作者）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文而见也。”指出重点在文，事为文料；先有文，后有事；文为主，事为宾；不是文表现了事，而是事展示了文。这里突出的是小说（《水浒》）的虚构特征。对于人物而言，这从《水浒》开头所言梁山英雄乃天罡地煞下界之虚幻解释与夫《三国》历史分合规律引出、《平话》以“因果报应”解释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水浒》而言，在深层意识中表现了“幻由心生”的观念。
4．小说胜似《史记》。主要体现在艺术创作的神理、趣味方面。小说（《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与精神风貌，而且写出了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做到了栩栩如生，活脱灵现；不仅写出了人物个性产生的根源及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写出了人物关系的深层社会心理，活画出了细致复杂的人情世态。读来令人趣味盎然，美感无限，这些都是史书难以做到的。正如“金批”所言：“《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
（二）创作思想、时代思潮及金批主旨
《水浒传》诞生（写定）于元末明初，金批出现于明末清初，世变时移，作品的创作主旨与阐释是有区别的，即小说的主题与金批的解释显示出具体的时代特色。但大致说来，金批能够别具只眼，从深层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则是一个事实。即使不尽完全符合小说本意，其看法也并不因此而减少意义。换言之，即金圣叹并非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地乱弹琴，瞎评点。可以这样说，金批所揭示的《水浒传》的创作艺术，实际上是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的体现。
金批在精神实质上有与李贽相通之处。与李卓吾大力鼓吹小说、戏曲，使其与文学的传统体裁——诗文分庭抗礼，遂开一代风气；倡自我表现，重真实性情，推动了文艺创作的浪漫潮流，在小说理论上颇多创见，成为理论繁荣期的开路人与奠基者。如《容与堂本》（李贽评点）对鲁达的赞美：“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鲁智深却是个活佛。”“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根基。”“《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提出“趣为第一”之说，如李逵杀罗真人、武松打倒孙二娘等。“同而不同”之说，如武松与李逵打虎心态不同等等。
金圣叹在分析《水浒传》创作经验时，有一个纲领式的论点：
“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第五十五回评）
“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情，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水浒传》序三）
余按：所谓“忠”，指事物普遍具有的具体性、特殊性；所谓“恕”，指认同这种具体性、特殊性，以及认识它们的途径。故所谓“忠恕”者，颇类于马克思之“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之意也。而按佛学《中论》的说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万事万物皆属假有，说“有”，即肯定其存在；说“假”，即揭示其本质为虚无。这段话深入地揭示了虚实关系的辩证法则。
“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人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观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水浒传》第五回评）
余论：金圣叹援佛理入小说批评，旨在借“法”的假有性揭示小说创作的虚构特征，从而削弱小说与现实生活的纽带，以便将其作为一个自足圆成的对象来观照考察。
“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因缘和合，无法不有。……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真能格物致知者也。”（第五十五回评）
余按：“动心”一语，来自佛学，如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同时也有深远的儒学思想渊源，如孟子有所谓“动心忍性”之说，明代心学则有“吾心即是宇宙”之论。此种思想影响于小说创作，即“处处设身处地而后成文。”
“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第十九回评）
余按：“十二因缘法”出自“法华经”，是用一系列因果关系来说明人生的复杂变相的观念与方法。“随因缘而起”与“动心”两个命题是辩证的统一，前者主要从宏观立论，揭示艺术创作的虚构规律与小说作品的审美特性，后者主要是指作家在艺术描写时的具体心理状态和写作方法。
“格物”并非考察客观事物，并非主张文学源于生活。金氏承陆、王“心学”，认“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耳”。“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也”。与王艮讲法近似：“问格字之义，曰：格为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金氏即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分析、揣度工夫，“识得矩字”，便是对情理的开悟，因而称之为“物格”。
以上金圣叹借评点《水浒传》而表达的文学观，亦是其人物个性化理论的哲学基础。金氏融合并代表了明代心学、佛学的思想意识，强调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强调艺术创作的根本特性——虚构、虚幻，而又含有真实——情理、关系之真实，认为这是产生小说（人物、情节、价值）的基础和依据。
（三）《水浒传》的典型形象及金氏人物理论
1．金氏人物理论
（1）“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强调了人物性格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2）“《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直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强调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应该富于个性，作品的艺术魅力由此而生。
（3）“《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认为个性化的描写集中在人物性格的微妙差异上，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具体表现在语言、外貌等描写方面。
2．《水浒》典型形象
（1）鲁达：6回（第三回——第八回）粗卤莽撞而又机警细心。一反再反，主动进攻。№1、拳打镇关西；№2、大闹五台山；№3、大闹桃花村；№4、火烧瓦官寺；№5、倒拔垂杨柳；№6、大闹野猪林。……
（2）林冲：6回（第七回——第十二回）豪侠耿直，由隐忍而反抗。一忍再忍，被迫奋起。№1、误入白虎堂；№2、刺配沧州道；№3、风雪山神庙；№4、雪夜上梁山。……
（3）武松：10回（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二回）血气方刚，疾恶如仇，冷静坚决，大义凛然。对等交锋，反复较量。№1、景阳冈打虎；№2、斗杀西门庆；№3、十字坡遇张青；№4、醉打蒋门神；№5、血溅鸳鸯楼；№6、醉打孔亮。……
（4）宋江：贯穿整部《水浒传》的中心人物，有思想、有理想、有胆识、有个性、有谋略、有权威的义军领袖。其性格集反抗与妥协于一身，曲折多变，起伏跌宕。但从总体上看，在逻辑推演与运动变化过程中并未超出本义，如同一个观众，本来在剧场而被逐出，于是重新购票再次进场。在造反与妥协之间，首鼠两端，徘徊犹豫，从上山到招安，走了一个怪圈。
宋江：杀惜——逃跑——柴进庄——孔太公庄——清风山——清风寨——被捉、救回、被告、被救——准备上梁山，中途被父亲假信骗回——被捉、断配江州，中途被梁山好汉劫出，但仍坚持服刑——浔阳楼醉吟反诗，被打入死囚牢内，准备就地处决——梁山泊好汉劫法场，踏上梁山，回去看望父亲，逃窜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幸被梁山军马救出，终于上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破高廉——打青州——打曾头市——赚卢俊义——打北京——败关胜——擒索超——取大名府——活捉史文恭——取东平（宋）、东昌（卢）——第七十一回：受天文，排座次，作词《满江红》，表达渴望招安之心声。
——陈太尉招安不成（时张叔夜任济州太守）。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燕青遇道君，陈太尉招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破大辽——征田虎——剿王庆——讨方腊——魂聚蓼儿洼。
第一，支配其行动的思想意识：忠孝节义。做好小吏，孝顺长辈，结纳好汉，委屈求全，抱有幻想。在政治思想方面，定位不高，比之刘、项、陈、吴，甚至黄巢等，皆落第二义。上梁山乃十万分不得已；既上之，则望早日招安。
第二，走上梁山的曲折道路：杀阎婆惜是其走上梁山的开端（而非其反抗封建政治的开端）；浔阳楼题反诗是其性格转变的关键，但是在酒醉之中，醒后则装疯以掩饰。“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潜伏的受迫害之后的反抗情绪爆发了出来。而宋江之反抗，实为因官家所不容的权宜之计，并非死心塌地与官家作一对头，或立志取而代之。此其悲剧性之思想性格行为的一惯性表现。
第三，上梁山之后的招安策略：宣扬正统思想、忠君观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拉拢和网罗甚至不惜设置圈套迫使朝廷命官、封建地主上山，以形成拥护招安的骨干力量和广泛基础，如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其出身、地位、遭遇不同，则思想意识不同，从而在梁山营造了一种倾向于招安的氛围。通过多种途径将忠君之意达于朝廷，如派燕青等人专程到东京借助李师师的关系打通关节，联络朝廷中主张招安的官僚如宿太尉促成招安，最后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第四，走向失败的必然性思考：成功，则无非产生一个新皇帝，一帮新贵族、新官僚，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的总体秩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保持现状，继续打家劫舍，与官府抗衡，继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最终则将自生自灭。失败，则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领袖所起的主导、统摄作用——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深入骨髓，是正面道理、大道理、硬道理，众人不得不服；君权意识，对皇帝的认同、对山寨之主的认同、拥戴与服从，其间有内在的一致性，形成领袖左右大局、支配命运的权威地位；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泛化——兄弟之情，四海之义，作为联结的纽带，使上下形成一个意志统一的整体，因而一方面对朝廷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被朝廷利诱，于是促成了招安的悲剧。出路在哪里？沉重的思考。
这也是宋江作为山寨之主为弟兄们寻找到的最好的出路：忠义报国，封妻荫子。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被动，始终是梁山英雄行动的特点。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被迫招安，最后魂聚蓼儿洼，以悲剧告终。
（四）《水浒传》的结构特点：传记式、场面式、百川归海式的结合。
1．传记式：几回之内出现一个主要英雄人物，或写一个英雄为主，如鲁6回、林6回、武10回等。
2．场面式：一回之内展示一个波澜壮阔的宏伟场面，或几回之内大肆铺张描写一次事件，如智取生辰纲（1回），三打祝家庄（3回。并插入两解、二孙之事）。
3．百川归海式：独立性与关联性相结合，多路英雄由分而合，或先后相继，环环相扣；或同时发生，此呼彼应；最后汇聚梁山水泊，形成大聚义的高潮。如“三山聚义打青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4．鸾胶续弦法（金圣叹语）：如第六十一回，借射鹊的小插曲将燕青与石秀各自的故事线索粘到了一起；又如武松与宋江两条线索的联结，是通过醉打孔亮这一“鸾胶”粘合的；杨志与鲁达的情节联接，是通过曹正讨酒账粘合的，金圣叹即称曹正为“贯索蛮奴”，盖义取联接也。
《水浒传》艺术成就的取得，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反映论：丰富多彩、广泛流传的水浒英雄故事，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复杂现实，人物个性及其形成的特殊环境及反抗道路。二是表现论：作者的艺术天才，佛学、心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超越于现实材料的普遍人情关系，金批提出的文学思想与艺术方法——“因缘生法”、“忠恕”、“格物”、“亲动心”等。
四、地位与影响（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
（一）《三国演义》的影响及系列小说的出现
1．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作出了历史演义的典范。一方面有说服力地证明新的描写手段的优越性（克服叙事简陋、文辞粗糙的毛病），另一方面给予其他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2．语言方面采用半文半白的浅近文字进行写作，使由原来以事胜的史书朝以文胜的艺术方向变迁过渡，形成了一种综述地广泛地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文学体裁，众多作者纷纷效仿。
3．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历史、表现时代思想意识的特殊方式。明代政治方面特务统治日益残暴，文网极其严密，意识形态的控制箝制了人们自由表达的可能，于是靠创作历史演义以借古讽今，寄托理想。
4．出现了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志后传》、《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隋炀帝艳史》、《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多种（参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册）。
（二）《水浒传》的影响及系列小说的出现
1．开描写草泽英雄（即与庙堂英雄相并立的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之先河，表现了反抗的意志、理想生活的蓝图以及破灭的惋惜，因而遭到禁毁。
2．《水浒传》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题材来源，之后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传记式的写法、结构方式，侧重人物个性刻画的成功经验，为后世作出了榜样，以致于出现了以水浒人物为模式的英雄人物，如程咬金、尉迟恭、牛皋等，在这些小说人物身上都可看到李逵的影子、张飞的某种影响。
4．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三侠五义》等多种（参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册）。
参考题目：
1．试分析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
2．浅谈长篇小说《水浒传》的结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