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儒家“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规范和约束称得上层层枷锁。读《水浒传》，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琼英四位“女汉子”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反抗精神让人钦佩。
一、《水浒传》“女汉子”的形象特征
1、叛逆反抗，独立自我
关于女德的规范，西汉时有《列女传》、东汉时有《女诫》、晋代有《女史篇))、唐代有《女论语》、明代有《内训》、《闺范》，这些关于女子的内外修养、待人接物、持家处事的各种规矩，可谓事无巨细、约束严格。
不可否认，这些女德规范对于女性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这些女德规范始终逃脱不了男权思想的压制，根本上是为了满足维护封建制度下父权和夫权的需要。
孙二娘和顾大嫂两人在上梁山之前，都是开店做生意的，每天在自家酒肆里应对形形色色的过往客人，完全不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古代女子都十分讲究仪容，头饰是女性身份和女性美的重要象征。
孙二娘的装扮，红、绿、黄、金，凌乱随性的色彩搭配，鬓边的“一些”野花，敞开的胸脯，都与温良贤淑的封建传统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当她误以为武松是十恶不赦的“贼配军”时，便设计要对付他。
武松假死后，作者写道“听他一头说，一头想是脱那绿纱衫儿，解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大庭广众之下，孙二娘“脱”衫、“解”裙、“赤膊”，这一系列粗豪的动作，足以将封建卫道士们气得吐血。
2、武功高强，能征善战
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琼英4位“女汉子”个个武功高强，水泊梁山的很多男子都曾是她们的手下败将。在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山好汉刀光剑影的特殊生存环境中，武功是一个人能在社会上争取立足之地的必备技能，对男子而言如此，对女子而言也是如此。用刀枪说话是形势所逼，也是女子不向男子示弱的自信心的来源。“女汉子”不仅武功各有所长且毫不逊于梁山好汉，她们个个能征善战，均具有统兵上阵之能。
孙二娘上梁山后实际上担任了侦查头领的职责，顾大嫂在解救解珍解宝，搭救史进的行动中都是一马当先，扈三娘上梁山前便曾带领一众骑兵迎战梁山众人，归顺梁山之后成为头领，与王英并肩多次征战，琼英在反叛田虎、乌仔梨，夜袭威胜城时便显出治军战敌的气魄，所以，称她们为“女汉子”是名附其实的。
3、性格豪爽，重情重义
《水浒传》中的“女汉子”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说起性格豪爽，重情重义这些品质，水泊梁山的众位好汉们个个都是名副其实。他们因义而聚，视兄弟义气重于生命，真正是甘愿为兄弟抛头颅洒热血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琼英4位“女汉子”的性格中也有类似硬朗、旷达、仗义、诚信的成分。
扈三娘的性格豪爽、重情重义主要是从她的行动中反映出来的。扈三娘初次与王英交战，王英好色，边打边挑逗扈三娘，扈三娘一时气急，双刀直上直下地朝着王英砍去，打得王英落荒而逃，扈三娘步步紧追，最终活捉了王英。可见，扈三娘并无平常女子的羞涩腼腆，十分豪爽。在征讨方腊的战斗中，扈三娘为救王英而死，称得上是重情重义。
从琼英与王英、孙三娘、顾大嫂、孙新、林冲、李逢、解珍、张清的交战中我们可以看出，琼英应战既不受对方言语的干扰，也不与对方做过多周旋，打得过的，干脆利落，速战速决，打不过的，冷静从容，以智取胜。性格决定行为，行为反映性格，因此可以看出琼英性格中豪爽利落的一面。
琼英的重情重义，表现在她为报父母之仇不惜粉身碎骨，因在梦中与张清结缘而立誓此生非张清不嫁，张清死后她独自一人抚养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可谓儿女情长。4位“女汉子”性格豪爽、重情重义的共性特点，符合水泊梁山“重义”的核心价值，这注定了她们与梁山的渊源，也使得她们能更好地以女子的身份融入梁山的男性世界。
二、《水浒传》“女汉子”形象文化意蕴
1、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结果
《水浒传》梁山好汉聚义的背景是北宋末年，而《水浒传》在民间传说、演义的基础上成书于元末明初。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宋明时期文人的诸多思想特点，也能看到宋代的社会文化的图景。
从封建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宋、元、明三代的儒家思想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东晋之后曾经在士大夫中风靡的玄学日渐衰退，儒、释、道逐渐从针锋相对的较量走向融合，“三教合流”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宋明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宋明理学高举着“天理”的大旗，从哲学的角度，吸收、借鉴道家、佛家的哲学理论，重新阐释儒家传统思想，巩固了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统治地位。北宋时期，程颗、程颐两位理学大家提出“天理论”，主张“万理出于一理”，所谓“理”正是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
理学在南宋时兴起，经朱熹整理，到明代王守仁时达到思想和理论的顶峰。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女性贞节观念，整个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愈发沉重，表现之一就是南宋以后，特表示明清时期贞节牌坊的增多。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贞节观、女德观的精神压迫下，男性从维护自身权威，满足自身男权欲望的角度出发，严格限制着女性的言语行为，甚至是内心思想。
在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舆论压力下，绝大多数的女性选择自觉服从社会对于她们的要求，“男尊女卑”成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法则，“男主女从”成为普遍接受的基本家庭伦理。女性的身份是多重的，她们是母亲、是妻子也是女儿，但是不论哪种身份，“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永远都只能顺从男性，依附于男性，她们被限制在家庭之中，既被剥夺了生活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的完全独立。所谓“物极必反”，理学伦理的“贞节牌坊”像一座大山压在女性的肩上，不堪重负的女性绝大多数沦为牺牲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勇敢地进行反抗。
2、受宋代女性生存环境
北宋末年，是新旧儒学交替的时代，社会思想交锋激烈，因而对女性的要求相对有所放松。宋代打破了唐代城市、坊市分离的格局与政策，有效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中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最初从事商品经营，带动了城市餐饮等服务业、娱乐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他们通过卖官告爵进入上层社会，甚至开始参与国家政治。《水浒传》中的高依便是由市井中的小混混发迹成为太尉的。
宋代的女性生存环境也较为宽松，女子改嫁再婚，女子经商货卖、女子抛头露面已习以为常。如《水浒传》中的孙二娘、顾大嫂、王婆都是经商做生意的女性;阎婆惜、白秀英、金翠莲等都是以卖艺为生的女性;李师师、李瑞兰等都是以卖身为生的女性;潘金莲、潘巧云都是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女性。
凡此种种，己经构成了宋代社会蔚为大观的女性世界，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被拘系在家庭的牢笼之中成为行尸走肉，而是走上社会，自谋生路。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必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艺术产生重要影响。
虽有严苛的封建礼教的栓桔与束缚，但宋代女性还是会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长期被压抑的内心必然会对家庭之外的一切感到好奇，封建传统思想对女性思想的禁锢必然遭遇反抗。这些都成为《水浒传》“女汉子”形象形成的重要的社会现实基础。
三、《水浒传》“女汉子”形象的社会辐射
1、推动明清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受到《水浒传》及其之后的英雄传奇小说塑造的“女汉子”形象的感染，越来越多的女性纷纷走出家门，走上社会、走上战场。例如明朝末年的民族英雄秦良玉、樊梨花、刘金锭等，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女汉子”。文学源于现实，文学对于现实又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反作用力。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对照，以此拉近自己与作品、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向书中的人物学习的过程。
其实，前面提到的秦良玉、樊梨花、刘金锭等历史人物，到清代即己被写进小说之中，成为了文学形象。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由现实人物到文学形象，再由文学形象到现实人物的良性循环。俗文化的特点是习惯将相同的行动特征加诸于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使得相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场景出现，之后借助文化认同所具备的驱动力量形成同类故事的多个不同版本，因而才出现故事的艺术原型的问题。
这些作品中的“女汉子”形象，不论她们是位列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北宋“女汉子”，还是明清时期抗击外来楼寇入侵的“女汉子”，在这些形象诞生的那个时代的艺术领域，作者们用虚拟的文学形象来进行不可见的社会现实的表达，这些“女汉子”形象所表现出的特质是普通百姓心理情绪的表现，也是封建传统文化发生裂变的端倪。
2、启发近现代女性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女汉子”敢于反叛传统、追求独立自我的精神代代相传，到了近代，著名的“女汉子”形象有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并最终为革命献身的秋瑾;有参加过敢死队、武装暴动，做过侦查员，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蓝泽。
在现代中国有自发组织抗日自卫队，在东北沦陷区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等等，这些不可计数的女性不仅走出家门，成为职业革命家，而且将“女汉子”精神升华到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高度。
结语：
《水浒传》是累积型的创作，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汇集了历代民间艺人的智慧，《水浒传》“女汉子”形象虽有迎合市民欣赏口味与审美习惯的创作动机，但它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反映了宋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水浒传》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