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字在说文中这样解释：侠，俜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清段玉裁注：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由此可知，被称为侠的人，既不看重钱财，也不受权力的束缚，如果意气相投就结交，他们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一股私人武装力量。而势力庞大的侠，可以与王侯贵族们分庭抗礼。
关于侠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左传，而史记基本上囊括了汉武帝之前的所有历史记录，司马迁虽然不是侠的最早记录者，却是最早将这一类人整合起来，为他们专门立传的人。
侠的起源，和儒一样，已经很难说清楚。很多人以为孔子创立了儒家，实际上论语里面清楚地记录在孔子之前儒就已经存在，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有一部分人认同孔子的说法，他是替周公传道，那么周公是儒家建立者，周公距离孔子上百年，而根据考古记录，周代的礼仪在西周末年经历了至少两次大的变化，孔子所谓的继承周公礼仪早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儒和侠都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都是个人开始脱离集体之后，形成的一类人的总称，是个人有独立意识的体现。而侠的大规模出现，和看似毫不相干的铁器有关系。
起源于西南亚地区的铁器，传入蒙古草原之后，又传到了中原国家。之前的青铜器，即便是打造为兵器的样子，更多的是作为礼器，而不是战争中杀害敌人的武器。
铁器大约在春秋末年才开始普及，在此之前战争是贵族的游戏，平民做的事情，只是在战争之前挖战壕、运输物资，战争中摇旗呐喊，战争结束的时候清理一下战场。
这并非是春秋中前期的君主仁慈，而是资源上无法满足他们维持更多的军队。战争中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后勤和武器。
当时的农民，耕地所用的都是木犁，用人力来拉动木犁耕种，落后的生产力，必然导致粮食上产量低下，贵族们在平时都是靠着有限的封邑收成供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大规模战争。
春秋末年的勾践复仇，韬光养晦二十几载，你可以佩服他的坚韧，却也不得不承认，他受到当时生产力的影响，只有长时间的粮食储蓄，才能够一鼓作气灭亡吴国。而且我猜想，灭吴时候的大部分粮食已经发霉，不过能有吃的，已经不错了。
春秋时期的武器都是青铜铸造而成，当时的铜产量很低，而且还要用来铸造礼器，留给制造武器的铜就更少了。而且青铜器制造周期长，不利于普及。
铁器的出现，打破了上述的限制，同时也将原本只能跟班的平民纳入到了军队之中。而百姓有了铁器，生产力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很多职业也从农民中分化出来，最为熟悉的就是屠户和铁匠。而遍布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铁矿相当丰富，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原本的非贵族阶层，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的一员，或者是贵族的门客，而不再仅仅是没有名字的集体。社会阶层之间开始流动，最终瓦解了封建制度。
史记中关于侠的记录有很多，最为熟知的便是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
仔细阅读刺客列传便会发现，五个刺客中除了曹沫是春秋时期的人之外，剩下的人都是春秋末年之后的人，曹沫出场就是大将军，可以推断，他是贵族出身，实际上检阅史记便可发现，列传中记录春秋以前的人物很少，因为春秋之前平民意识依存于国家的集体意识之中。
刺客列传中的专诸屠户出身，豫让、荆轲都属于贵族的幕僚，豫让则是铸剑师，说白了就是铁匠。他们这几个人，虽然是平民的历史，却也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只可惜身处其中的他们和千千万万见证历史的人一样，懵然不知。
后世历来以暴秦来称呼秦国，秦国对百姓自然暴虐，但是暴虐并不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和侠有关。
秦还只是诸侯国的时候，经过变法富强，就走上了侠这一集体的对立面，韩非子里面写道“侠以武犯禁”就赤裸裸表明了这一点。
而且秦国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秦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山东六国那样的杀手，而秦国所遭遇的刺杀都是来自于外部。
秦统一六国之后，将自己的集权制度推向了全国。这项制度与山东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几乎是水火不容。
山东六国一直以来都有养士之风，也就是供养游侠。这些游侠与供养他的主人并没有隶属关系，而纯粹是出于意气相投。如果主人优待自己，那么关键时刻，便可以以性命相抵。
战国四大公子养士最为出名，其中信陵公子魏无忌更是名气最大。信陵公子手下最多的时候三千食客，令他威名远扬，诸侯更是连续十多年都不敢动兵侵犯魏国。他手下的侯嬴，就在他出征的时候，以死相报知遇之恩了。
这些游侠的生计来源便是贵族，秦灭贵族便是断了这些人的生计。张良求到刺杀秦始皇的大力士，除了因为钱财之外，还有自己的满腔愤怒。大力士后来不知所踪，有可能是和侯嬴一样，自杀了。
游侠的势力是秦朝末年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在灭秦的时候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魏无忌虽然死了，但他还有继承人，只不过这个继承人并不是贵族，而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刘邦。
有人说司马迁在本纪里面刻意抹黑刘邦，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读史记的时候，一定要多篇文章一起看，而且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不是用今天的观念去套用历史。
刘邦就是一个游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仰慕信陵君，结果无缘相见。后来他遇到了信陵君曾经的门客张耳，也就是他未来的亲家。
刘邦跟着张耳出去游历，等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刘邦不得不回到家乡。史记中说他不事生产，一个靠着别人供养的游侠，怎么可能会种地？
刘邦在家乡一呼百应，除了得益于早年游侠的那段经历外，还有聚集在他身边的人，樊哙、周勃、夏侯婴等等基本上都是游侠。
张良遇到刘邦的时候，称赞刘邦是天授，实际上两个人性情相投，一个是曾经供养游侠的贵族，一个是昔日的游侠，骨子里面就有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就如同三国时期魏灭蜀之后，蜀地一直很平静，而晋平吴之后，吴地一直在反抗，魏蜀同样是法家治国，意识形态的类似，自然不会和吴地一样感受到意识形态入侵。
同样，韩信一介落魄贵族能够得到刘邦的赏识，不仅仅是萧何的推荐，更是因为韩信同样是游侠。很多人不理解为何韩信可以赏识曾经侮辱他的人，却因为亭长的不给他饭吃，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韩信与亭长的关系，是供养与被供养之间的关系。在韩信眼中，亭长给他饭吃是理所应当，而韩信在亭长遇到危险的时候，是可以舍命相救的。
已经是诸侯王的韩信，不肯背叛刘邦，当然他在军中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权力，比如说刘邦的嫡系曹参、灌婴等人安插在军队中，可是他那句“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并非全是谎话。
汉代秦之后，将周秦两代的制度结合在一起，推行了郡国并行制。这一伟大的创举，可以说奠定了大汉四百年的基业。
政治上的分期，并不代表社会形态上的分期，汉建立之后，战国时期的遗风并没有就此结束。从司马迁史记记录人的籍贯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的籍贯都是县；而在货殖列传中，描述某地的时候则还是用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称呼。
侠之风同样还在汉朝持续之中，汉书的游侠传前半部分直接来自史记，后半部分才是班固自己书写。总结起来，汉朝有名的游侠包括：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樊仲子、赵王孙、高公子，郭公仲、卤公孺、田君孺，杜君敖、韩幼孺、绣君宾、漕中叔、陈遵、原涉等。
这些游侠，虽然有庙堂之上为官者，也有江湖之中的布衣，可是“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而势力最为庞大的侠，当推剧孟。
剧孟在七国之乱的时候居住在洛阳，大将军周亚夫曾经亲自上门拜访，剧孟愿意帮助汉军，周亚夫大喜：“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诸侯作乱，游侠剧孟居然能以一己之力得到朝廷的重视，可见剧孟的影响远高于其他人。
司马迁开创的为游侠立传传统，从后汉书开始就已经中断，当然类似的记录还是有的，比如后汉书有独行传，新唐书中有处士传等。怪不得全祖望说：“游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
游侠的衰落，与大一统国家集权有关，也和推广儒家经典有关。
班固在汉书中书写籍贯的时候，一改司马迁的风格，在县的前面加上郡的名称，比如史记中记载“郭解，轵人也”，到了汉书就改成了“郭解，河内轵人也”。
籍贯书写这一改变也预示着原来的战国遗风终止，郡国中的国已经名存实亡，国只是形式上的分封，封地的王侯没有行政权力。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中国上古史断代到西汉末，相当有见地。
后汉书独行传中的人物，和之前游侠既有传承，又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独行传中的人物，开始阅读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规矩做事，接受朝廷的表彰，从此之后，侠从与朝廷的对立仅仅融合在一起。
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强大集权之下的编户齐民，将王朝中所有的人都统计出来，游离于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就成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成为国家的镇压对象。
单一个人想要成游侠，除非是集权下的贵族或者官吏，要不然就是生在乱世，趁着编户齐民最为虚弱的时候，国家无暇顾及某个人的所作所为。前者成功的概率比后者额概率大一些。
可是集权下的贵族和官吏，必须读书，那么这个时候的侠成为了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称呼，外在的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内化的侠。以前那种杀人越货的人，慢慢成为盗贼。
东汉以降的侠，已经和之前的那种侠截然不同了，关于他们的记录在正史中也不再有侠字（指的是篇目名字，而不是指内容），取而代之是独行、处士、隐逸、忠义等等。
侠的活动在魏晋六朝之后的唐代，再次迎来的高峰。任何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侠的活动在唐朝的爆发，也是东汉分裂之后，长达四百年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结果。
李唐王朝是南北朝文化合流的结果，李唐王室本身是鲜卑化的汉族，从李世民到李隆基，都是马上天子，尚武之风必然会风靡整个社会。如果单纯的尚武，不免会沦为野蛮的行径，统治也只能昙花一现。
这时候，南朝的文化就有了作用，对李唐的尚武精神进行了调和，这种调和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文明国度，如果概括为精神的话，简单来说一个字：侠。
唐代的许多诗歌都离不开侠，或者描写少年侠士，四杰之一的杨炯写道：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宋代重文抑武的结果是导致了军事上的软弱，这只是表层，主要的原因是宋代失去了燕云十六州，没有足够的马匹供应，用来对抗少数民族的骑兵。
尚武精神在宋代慢慢丧失，和尚武精神互为表里的侠传统也渐渐丧失了。而消失的主要原因是贵族的灭亡和内亚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贵族制经受过四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侯景之乱，这次战乱不仅摧残了南朝的百姓，也将南朝的贵族制度埋葬；第二次是唐高宗武后时期，大开科举打击北朝传承下来的关陇门阀；第三次是安史之乱，藩镇崛起，贵族实力大大削弱；第四次是黄巢之乱，残存的贵族势力被消灭。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臣关系是皇帝、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则有着君臣之中则有着主奴观念。唐以前皇帝和大臣们坐在一起议事，而到了宋以及后，大臣站着，皇帝坐在龙椅上。
贵族的消亡则是形成了皇帝的独裁统治，一君万民；而内亚制度则是令所有人成为奴隶，只有依附于皇权才能生存。
从宋到清，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官方正史的记录里面，既没有秦汉先秦时期的慷慨悲歌之侠，也没有了大唐胸襟豪迈之侠，尽管他们中的人并不比唐以前的人差，最终沦为用来表彰、为政治服务的木偶。
当然在正史的记载之外，还有很多书写，这些书写同样是有的来自庙堂，有的来自民间，这种书写大多数都是虚构，但是在虚构之中，仍然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
关于侠虚构的记录，一般追溯到刘向，先秦时代传说和史实很难分清，尤其是民间的记录多被认为是史实。刘知几认为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那么我们认定他为小说家也有一定道理。
干将莫邪是非常出名的故事，最早出出现于刘向列士传，而经过干宝在搜神记中的润色，更是精彩了许多。
搜神记搜集各种民间关于鬼怪、奇迹、神异以及神仙方士的传说，但是干宝书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有他的目的。
现代人提到魏晋，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魏晋风骨，可是魏晋真的有风骨吗？并非如此。
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将阮籍的猖獗当成是放荡不羁，把嵇康的赴死当做是大义凛然，一切不过是美化而已。
魏晋之交的士人，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和司马氏合作，另一条路就是去死。
很多人认为晋朝文人的书籍内容过于荒诞，可是不荒诞又能如何？只要是涉及到现实的一点问题，就有可能被司马氏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处死。清朝考据学的兴盛，不也是因为文字狱大兴吗？
荒诞一点，离奇一点，看似距离现实很远，实际上除了人名不是真的，背后的道理更加的深刻。干宝作为史学家，写这部书的态度相当认真。搜神记每篇故事篇幅很短，但是很多章节都反映了人们对正义的渴望。
到了唐朝，出现了今天武侠小说的雏形——唐传奇。
唐传奇发轫于唐代后期，受到搜神记等六朝笔记小说的影响，与当时的环境也分不开。安史之乱后，李唐帝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唐德宗即位之后，深感自己武功上已经不能先祖相比，但是文治并非不可能。
换句话说，唐德宗也希望用文治来掩盖武功的羸弱，政局上的苟安状态。新古文运动肇始于此时，唐传奇也肇始于此时，两种看似不相关的文体，和韩愈都有关系。
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宗师都写传奇小说，自然也就风靡起来。而通俗又有趣味性的小说，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
佛教的流传对小说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阅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经过于古奥，哪怕是读书人读起来都很吃力，何况是普通百姓。而佛教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需要有群众基础，于是佛教徒想了一个办法，把佛经的故事翻译成更加通俗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变文。
韩愈有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获罪的原因是上书希望皇帝不要亲自迎佛骨，结果触怒的皇帝。有人得出了韩信谤佛的结论。
变文和唐传奇很类似，而作为唐传奇的主要发起者韩愈对变文也必然很熟悉，韩愈并非是谤佛，而是希望皇帝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子曰：“祭神如神在”，只要心中存在敬意就可以了。
唐传奇出现很多优秀的侠客小说，虬髯客传、昆仑奴传、聂隐娘、红线传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直到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
侠客的故事在宋代成为最受欢迎的主题，当时的人们经常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人们希望出现一位侠客，能够收复失地；另一方面，百姓也希望有人能拔刀相助，铲除贪官，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些故事流传出去以后，有的就被整理成为话本小说，再经过一代又一代小说家的加工，故事越来越饱满，情节越来越吸引人。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水浒传，就是这样形成的。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写给统治者的执政指南，那么水浒传就是写给普通百姓在黑暗时代生存下去的百科全书。
到了清代，描写侠客跟随清官铲奸除恶的公案小说开始流行，代表作品就是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清末的学者俞樾（章太炎的老师）在三侠五义的基础上进行删改最终写成了七侠五义。此外还有施公案、海公案、彭公案等等。
有一部公案小说不得不提，因为它很特殊，那就是狄公案。
荷兰外交家高罗佩在日本东京买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狄公案这本书。他被狄公案的故事吸引，就将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
翻译完之后高罗佩感觉故事意犹未尽，他继续将狄公案写了下去。也就是说，今天流行的狄公案，大部分是出自高罗佩之手。
武侠小说，这四个字真正组合在一起，并且作为一种称呼发表，是在年。发表的文章名字叫傅眉史，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林琴南。
也许有人对林琴南发表武侠小说，感到奇怪。其实大可不必，很多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不算后来专门写武侠的名家，都曾经写过武侠小说。
老舍，就曾经写过一篇短篇武侠——断魂枪，还被选入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据说老舍准备写长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耽搁下，只好以短篇发表了。断魂枪只有五千字左右，描绘了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之后的大环境下，国人如何应对的场景。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写过武侠丛谈，将明清民国时期武林人士的传说写了下来，由于是文言文，读起来可能有些吃力，如果偏爱文言文，那么就会是一种享受了。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很多武侠小说过于程式化，流水账一样的复仇故事，不免会让人心生疲倦。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应运而生。
金庸的小说，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中国式的小说。他写的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背景，中国的环境，而手法上完全是西方化的。
西方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是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为后世定下了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
从小接受的语文教育也不问为什么，直接就让背诵，而且在赏析古典小说的时候，也要往这三要素上靠拢，套用，甚至有的古典小说不能用三要素来写，也一定要削足适履。
金庸小说运用西方模式非常成功，甚至看不出雕琢的痕迹。故事上也非常吸引人，读起来爱不释手，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并不夸张。
与金庸齐名的古龙，则是另辟蹊径，写作上不仅吸收西方写法，也借鉴日本写法。而古龙创造的人物，陆小凤、楚留香、小李飞刀、谢晓峰等，不仅仅是书中人物那么简单，而是承载了几代人的侠客梦。
最近几年，武侠成为社会性话题的恐怕只有两次，一次是金庸去世，另一次就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上映之后，武侠又成为了热词，不仅原著侠隐引起了抢购热潮，更多的人回想起阅读武侠小说的青葱岁月。
实际上，读过侠隐的人都知道，这本书与其说是武侠小说，不如说是写给武侠小说的一曲挽歌，甚至说它是最后的武侠小说也不为过。
主角李天然虽然有一身武功，但在这个工业文明的时代，他的一生武功显得无足轻重，他不得不依靠枪来复仇。
李天然比断魂枪主角沙子龙的处境差不多：武功无用武之地。而后者主动放弃了武功，前者却不得不放弃，相比之下，李天然更加值得同情。
在侠隐之前，古龙就写多一篇以民国上海为背景，名为绝不低头的小说。可想而知，这部小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古龙便再也没有写类似的小说。
武侠（包括书籍和影视作品）式微也已经是不可扭转的事实，因为当代可供人们选择的类型题材，实在是太多太多。
也许在未来，武侠作品就如同大多数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一样，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不被人提起，等待人前来欣赏。
套用那句老话——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武侠不死，只是慢慢凋零，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才不过百年左右，而关于侠的书写已经过了千年之久。司马迁在游侠列传的开头这样写：
（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就算武侠死了，侠的精神还是会流传下去，直到人类不存在的那天。
侠的品质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想要让孩子更好的了解传统文化，最好是读书，读经典，尤其是像史记这样的经典。
史记都是文言文，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适，没关系，这里推荐一套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少年趣味读史记，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到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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