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通过作品的故事设定、人物形象、创作目的等方面体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价值。
《水浒传》中从故事设定来看体现了儒家的仁政与民本思想。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几乎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形象，具有仁义、孝顺、忠良、守信等品质。
而以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形象与梁山好汉们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奸邪、狡诈、荒淫、虚伪、腐败，与梁山好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施耐庵通过《水浒传》对现实的影射，表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体现了作者心中对儒家仁政学说以及理想君子形象的向往和追求。
每个时代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思想对文化的影响，具体又可以在文学、绘画、书法、建筑、习俗等载体上体现。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对创作者的性格、价值观、思想观念等的影响，而后才进一步体现在创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创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其创作的意图、文章的故事线、人物形象设定、场景情节规划以及书中引用或化用的句子等等，都能充分地体现时代思想对其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一直处于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徽宗宣和年间，政治腐败黑暗，社会矛盾加深，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因声势浩大，便在民间流传许多奇闻轶事，《水浒传》便是施耐庵在汇总和改编众多民间传说、中国古典小说分支之一的话本和被许多元杂剧作家偏爱的水浒戏的基础上再次创作而成的。
在漫长辉煌的中国文学历史中，《水浒传》是第一部深刻描写轰轰烈烈反抗社会不平等的农民起义的宏伟著作，生动地展示了浩浩荡荡、史无前例的农民反抗封建官僚的激烈斗争场面。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封建官僚的逼迫下人民不得不反抗的社会现实，赞扬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
在《水浒传》众多英雄故事中，蕴含着许多儒家的思想文化，其表达的主题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内涵。不仅如此，《水浒传》臧否人物的依据、判别是非善恶的价值取向，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从儒家汲取的。
如高俅粉墨登场时，被评论道:“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这鲜明地体现了《水浒传》以儒家的伦理观念臧否褒贬人物，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说，系儒家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加上忠孝，就几乎包容了三纲五常的全部内容。
作者以此来评定高俅，鲜明反映出“忠义”这一儒家价值准则的盛行。同样，对其他人物的评价也莫不外乎如此。
故事设定是文章和小说的框架，文章始终围绕设定的故事展开。作者在设定故事情节的时候，必定会受到自己的思想观念、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影响。
《水浒传》故事设定中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和正名思想
《水浒传》主要讲述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集聚造反、反抗朝廷欺压，后又接受招安，最终彻底消亡的悲壮故事。其实这整个故事设定能够明显地体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一直强调“仁政”，强调以民为本。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政者遵从礼，百姓就不敢不敬;为政者讲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为政者讲信用，百姓就不敢不真情相待。而《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起义造反，就正是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朝廷的腐败，造成社会黑暗不公，局势动荡错乱。
同时，儒家思想强调“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而最后宋江等人的妥协、梁山好汉全体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体现了他们内心“替天行道”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君思想。
林冲原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外号“豹子头”，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对于朝廷一直是忠诚的。林冲的妻子差点被高衙内侮辱，高俅又有意陷害他，导致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闯军事重地白虎堂，被刺配去沧州。
刺配途中还险些被高俅买通的公差害死。得知真相后林冲终于明白一味地忍让没有活路，于是愤怒之下杀了放火暗算他的小贼，连夜冒雪投奔梁山泊。遭到如此迫害，林冲也只是对贪官佞臣抱有恨意，并没有反皇帝之心，对待招安也是持赞成态度。
除林冲之外，宋江、关胜、朱仝等一些梁山好汉都愿意为朝廷效忠，渴望得到重用，征讨敌军时也拼尽全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可见“名分”在他们心里的重要性。
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名分的重要性。宋江作为梁山好汉的首领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最终，虽仍有人心存不甘，但梁山英雄好汉们还是接受了招安。由此可见，小说最后接受招安的情节，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正名”思想。
《水浒传》故事设定中体现的儒家忠义思想
孟子曾在“鱼”与“熊掌”之间、“生”与“义”之间“舍生而取义”，强调义的重要性。那么“义”是什么呢?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写到:“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这就是“义”的含义。
而在《水浒传》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或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等等，都是道义的展现。梁山好汉们最讲信义，无论是因为情势所迫还是志趣相投，来到梁山投靠的一百单八将无一不是把义气放在首位。
《孟子》中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中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梁山聚义誓词中也处处强调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义”是义气，是好汉们的惺惺相惜、两肋插刀。宋江以“义”招揽人才，所以前来投奔的人也都愿意追随他，可见“义”字深深镌刻在梁山好汉们的价值观之中。由于小说人物多偏草莽英雄一类，混迹江湖，故其外在表现形式多为“江湖义气”。现以小说中的具体故事情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李逵本是沂水的一名衙役，因与戴宗一行人劫法场救下宋江被朝廷通缉，上梁山落草。李逵与宋江的情谊，源于江州水上宋江在李逵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借给李逵十两银子，当时的李逵身无分文，负债累累，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自此以后李逵便认定了宋江，对宋江慷慨佩服，在日后与宋江的相处中更是尊敬。
在最后一回中，宋江为守自己忠君的节操给他下毒他也毫无怨言，坦然地接受安排，对宋江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说完之后潸然泪下，然后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当时就泪洒一地，拜别了宋江之后下船离开。
等他回到润州，身体早已支撑不住，最终惨烈离世。李逵临死之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李逵如此看重忠义，愿将生死交托。虽没有受过系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儒家的“义”已深深刻入他心中。
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作风，符合孟子对义的追求。鲁智深为救被“镇关西”纠缠的弱女子金翠莲，去找镇关西理论，恶霸镇关西大怒和鲁智深打起来，这正应了鲁智深的心思，结果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实乃义举!
首先，鲁智深与金翠莲父女并无亲属等实际关系，为其讨回公道并没有利可图。其次，鲁智深作为提辖，而镇关西郑屠作为财主，为金翠莲讨公道而三拳打死郑屠对自己的仕途没有好处，而且最终鲁智深只能削发为僧来逃脱灾祸。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鲁智深此举毫无利益的影子，而只为义，也就是做在道德上正确的事情，也契合了儒家强调舍生取义的思想追求。当林冲的妻子受到高衙内调戏时，鲁智深反倒比林冲本人更气愤，想要帮林冲出气被林冲本人阻拦才罢休。
这一细节更加具象地体现了鲁智深对朋友的义。鲁智深是一个好打抱不平、爱憎分明的英雄好汉，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可以对应他这一精神品格，一个人有正确的仁义观，出于公心能够正确选择喜欢应该喜欢的人，厌恶应该厌恶的人。只有仁者才能做到好善厌恶，才能喜欢值得喜欢的人，厌恶应该厌恶的人。
燕青从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卢俊义被骗到梁山泊，之后因此被家奴告发定了死罪，对此，有学者指出:“是燕青城外乞食、流泪跪求狱卒为主人送饭，一‘跪’，一‘爬’，一‘咽’，无比真切感人。”
“有恩必报、知恩图报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燕青英雄侠义形象着力表现的文化内涵”。知恩图报是道义的表现，是“以德报德”的具体展现，燕青的知恩图报契合儒家所要求的精神品质。
小结
古代小说作为认识与阐释民族历史的一个形象化线索，其隐秘的内涵是随着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入而不断显露的。作为古代小说的经典，《水浒传》的“忠义”主题一直是历代的读者和研究者称扬、模仿和解读的关键。明清时代发生的无数“教匪”、秘密结社，文学中产生的许多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都带有大同小异之梁山泊式的忠义问题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