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以来，《红楼梦》就被认为师承了《金瓶梅》，然而在《金瓶梅》中，女性仍然是作为被男人玩赏的客体而存在的。相比之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最了不起的成就，是他以敏感的艺术心灵，发现了女性生存应有的自我主体性，并且通过艺术虚构，体现了这些女性自己无法清楚表达的主体性。
学者刘敬圻将《红楼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纵向对比，更能够看出《红楼梦》中“人”的世界、特别是女人的世界，与以往书中的大不相同：“它不再拘泥于在婚恋故事、传奇故事、三从四德故事中衡估或赏鉴女人，而是在更加普泛的生存状态中，像发现男人一样去发现女人的真善美才学识以及自然本真生存状态的被压抑、被扭曲、被剥夺与被毁灭。”
本文摘选自《红楼梦十五讲》，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红楼梦》中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节选）
文
刘敬圻
比较的方法，是具有说服力与震撼力的。梳理一下《红楼梦》之前及《红楼梦》之后的知名小说中的女性现象，对走近《红楼梦》的女性观念、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或许大有裨益。
一位大思想家说，“在任何社会中，女人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又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可悲的是，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以来，两种性别从不曾平等地分享过这个世界。男人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规范女人，女人则遵照（或不自知地遵照）男人的期待去创造自己。
由此，不仅男人所写的关于女人的一切具有某种可怀疑性，即使女人笔下的女人，也或显或隐地透露着父系文化性歧视的信息。
《三国演义》
“其中多数女人不成其为‘人’”
《三国演义》是纯粹的男子汉小说，是为积极入世的男人们书写的英雄谱。
凭感觉，《三国演义》中好女人居多。着墨较浓的女人，大都是成功男人走向成功或获得某种价值定位的帮手或秘密武器。坏女人不仅屈指可数（如刘表后妻蔡氏、袁绍后妻刘氏、黄奎之妾春香、曹丕之妃郭氏、全尚之妻孙氏等），且着墨不多，没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
此外，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竟然没有承传史传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女色亡国论”的滥调，不把男人失败的诱因归罪于女人（这与《水浒传》不同）。在全书那一大堆被挤出历史舞台的大男人中间，只有董卓和吕布是两个例外。这算是罗贯中的一点脱俗吧。
然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考察，罗贯中不视女人为“人”。《三国演义》中的多数女人不成其为“人”，更谈不上什么合乎逻辑的性格史了。说得骇人听闻一点，她们是带有工具性的，是作家随意雕塑随意遣使的三种工具。
首先是男人进行政治较量的工具，如貂蝉，如孙尚香，还有吴国太等。不同的是，貂蝉的充当工具是主动请缨的结果，孙尚香、吴国太则是无意之间不知不觉地被人利用和驱使的。她们的故事具有单纯性质。她们被赋予的某种独特身份或性格特色（貂蝉是妙龄歌伎，孙尚香是巾帼英雄还是国太的掌上明珠，吴国太颇受孙权敬重还有一位老友即义务情报官乔国老等）都是为完成其政治使命所做的铺垫，而且是最低限度的铺垫。三人之中，孙尚香、吴国太的那点铺垫还基本够用；对貂蝉所做的铺垫就捉襟见肘了。
《三国演义》（）中，陈红饰演貂蝉
试想，一个十几岁的歌伎，即使从小在王允府中长大，多少有点政治熏陶，加上从歌词曲文中获得的那点社会人生知识，可毕竟没有任何从事间谍工作（而且是双面间谍）的实际经验，怎么可能初学乍练之下，便炉火纯青，驾轻就熟，机警老道，见风使舵，把三个超级政治人物（大权奸、大武将、大谋士）玩于股掌之上呢？难怪毛宗岗调侃说：“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女将军真可畏哉！”罗贯中笔下的貂蝉，与寻常本真的“人”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罗贯中笔下的女性，还是作家张扬正统思想和节烈观念的工具。徐庶之母、王经之母，是两个被作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过场人物，却担负着张扬正统、维护朝纲的重大使命，并为此大义凛然地死去。这二人很合乎毛宗岗的口味，他在赞赏王经之母时说：“可与徐庶之母并传。庶母欲其子忠汉，经母喜其子忠魏，同一意也。”
在这架天平上，曹皇后（献帝之后，曹丕之妹）颇有点特别。在嘉靖本中，面对曹丕篡汉之举，曹后是助其兄而斥献帝的；可到了毛本中，毛宗岗便让她高扬起“君君臣臣”的大纛，变成助献帝斥兄的保皇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其他，如糜夫人为保全阿斗、方便赵云，投井而死；刘谌（刘禅第五子）之妻激励丈夫，誓不降魏，立志殉国，并求先死；曹文叔之妻为夫守节，割耳明志、割鼻自誓，等等，无不像流星一闪即逝却留在了读者心中。作家弘扬节烈女子的初衷一以贯之。
除上述两大使命外，《三国演义》中的多数女性，只是作为传宗接代的衔接符号而被提及的。严格地说，不宜计入“人物”谱系之中，因为徒有称谓，没有生命，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诸葛亮之妻黄氏、刘表前妻陈氏、刘备之妻甘夫人等。有的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使命也未必承担，而仅仅是有身份男人的身份象征而已。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与小乔
《三国演义》的女性观，是古代小说名著中最具父系文化之非人特征的。其代表性言论是刘备对张飞所说的“妻子如衣服”那段话，其代表性行为是刘安残杀无辜妻子以飨刘备那段故事（分别见第十五回、第十九回）。
当作家不把女人当作“人”的时候，在艺术表现上必定远离了写实，甚至远离了逻辑。
《水浒传》
“坏女人系列”
《水浒传》观照与表现女人的兴奋点与《三国演义》有所不同，但依旧是父系文化之褊狭目光与畸形张力的载体。
凭感觉，《水浒传》中坏女人居多。坏女人是男人们受辱受挫受难的诱因，即祸水。宋江的灾难，先是阎婆惜诱发，后又被刘高的婆娘逼到极致。武松兄弟的灾难，是潘金莲、王婆与西门庆联手酿就的。
石秀、杨雄的流落梁山与潘巧云的红杏出墙有关；花荣的祸从天降与刘高婆娘的蓄意陷害有关；卢俊义的身陷死牢与其妻贾氏的偷情并歹毒有关；雷横、史进的身遭不测与风尘女子石秀英、李瑞兰的谋财害命有关。
在上述坏女人中，潘巧云还没有蜕变为十足的恶人，她只是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以上是，一个可观的坏女人系列。
《水浒传》（）中，牛莉饰演潘巧云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水浒传》作者看来，不仅坏女人是祸水，好女人也往往是祸水。拥有美丽温顺的妻子或女儿，往往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无端横祸与无尽苦难。
林冲娘子、刘太公之女（第五回的刘太公）、张太公之女（第三十二回）、画匠之女（第五十八回）、又一刘太公之女（第七十三回）……都是因为美艳可人而引来奇耻大辱或杀身灭族之祸的。
如此亢奋地重复女人是祸水的故事，毕竟不是健康的创作心态，而且也有失生活常态。或许是现实人生的种种不幸使作家受到强烈刺激从而产生了褊狭的创作冲动，但毕竟作家把女人的恶德与厄运过分地放大了。毫不夸张地说，《水浒传》也没有走进正常女人的生存圈。至于梁山上三位女头领（一位豪杰、一个魔头、一具木偶），则是对女人的别一种误读和曲解。
《水浒传》（）中，郑爽饰演扈三娘
《水浒传》作者观察女人的目光较诸《三国演义》有所拓展。他笔下的许多女人已拥有宝贵的平常人身份，可惜却没有平常女人的平常遭际和平常心。多数女人的人生足迹如若偏离了“邻家姊妹”的轨道，则或毁灭男人，或被男人毁灭，在毁人和被毁的丧钟声中，消解了可贵的平常人风貌。
由此，作家传达了对好男人生存方式的一种期待：远离女人。鲁达、武松、燕青，就是这样的表率。
不过，在如何看女人写女人方面，《水浒传》也并非一无是处。除了前边提到的对“平常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