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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传承千古的绝唱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义》上说得更明白。该书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律云：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
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这两条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娃传》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对荥阳公子说“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就是利用了这犯夜的禁令，算定荥阳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门即闭，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阳里来质问李娃何以迁居，而她又可以从容收拾器物，退了税屋而去；而荥阳公子之所以“计程不能达”，至于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及质明始策蹇而赴宣阳，也就是为了这个夜禁。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计，其最大关键全在于利用这个犯夜律，使荥阳公子两面扑空，而金蝉脱壳之计始遂。
白行简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实情，决不是“漫笔书之”的，只是时移代转，当时人尽皆知的事，便不再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当时坊里的组织，不明白当时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处，反而怀疑到作者的错误了。
三
这里，我想对于作者白行简的生卒来作一番考察。但是，要想确定他的生卒，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着手的事。
关于他的卒年，除了一个不可靠的异说以外，白居易的《祭弟文》、《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等，都一致说他是卒于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冬。这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活了多大岁数呢？他是在哪一年生的呢？关于这一点，在我的狭窄的阅读范围中，至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白居易在《祭弟文》中没有提到，而他的常常说到自己的年岁的诗里，又极少说到他弟弟的年龄。
然而，在白居易的诗章中，却有一首诗可以作为我们探测白行简的年龄的线索，那就是《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中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大抵著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
而在“官衔俱是客曹郎”一句下面，还有他的自注，说：
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中。
自居易对于官衔和服章都看得很重，“著绿”、“赐绯”，在他的诗中都被视为一件大事般地记下来。弟弟升官赐服章，自然也是可庆的大事，所以亦见于他的诗章。靠了这首诗，我们知道，白行简到了五十之年方才升任那“从五品上，著绯”的主客郎中。这也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是在哪一年升任的这个官职的，他在哪一年是五十岁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唐书》卷一六六，《列传》卷一一六，《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
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
《新唐书》卷一一九，《列传》卷四四，《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也说：
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判度支案，进郎中。
根据新旧两个《唐书》的《白居易传》，我们知道了：白居易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戊戌（）“量移忠州刺史”的；元和十四年己亥（）三月，白居易和元稹在入蜀的途中相会，“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同行”；当年的冬天，白居易又被“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所以《旧唐书》所记的“十五年”应该是元和十五年庚子（），白行简是随着哥哥一同入都的，而且，也和哥哥同时升了官，作了左拾遗。这个，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的诗作纪念。至于白行简的迁司门员外郎是哪一年的事，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可是关于他在任主客员外郎的时候，我们却在《唐会要》卷五十九的《度支员外郎》条看到如下的记载：
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勾当和籴，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勅旨：依奏。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十二月止，白行简尚任“从六品上”的主客员外郎，那么，他的迁升主客郎中，必然是在长庆四年甲辰（）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和宝历二年丙午（）这三年之中了。可是，白行简到底是在这三年之中的哪一年作了主客郎中呢？
我们应该重新提出白居易的那首《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的诗来研究一下：
白居易在那首诗的题目上既然是说“闻”又说是“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白氏兄弟二人并没有住在一起。长庆四年甲辰（）初，白居易在杭州，同年五月离开杭州，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洛中；次年，宝历元年乙巳（）授苏州刺史，五月至任；又在宝历二年丙午（）秋冬之交去任之洛。在白居易转徙无定的这三年间，白行简却一直居京未动。同时《白香山诗集》所收的诗章是按着写作时日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而后集卷七所收的诗章则都是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写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一诗的写成，正是白居易到任苏州刺史第一年的秋天，也就是宝历元年乙巳（）的秋天；那么，五十岁的白行简擢迁主客郎中一定是在同年的夏秋之交。从这年向上推到唐代宗大历十一年丙辰（），白行简生，比白居易小四岁。我们已经知道他死在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因之也可以计算出来他得年只有五十一岁。他的生卒应当是：-。这样，拿来和白居易的活了七十五岁比较，我们对于这位“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的《李娃传》作者的萎谢得那么快、那么早，真是感到无限惋惜。
《古小说钩沈》校辑之时代和逸序
郑振铎先生在《鲁迅的辑佚工作》一文中（见《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对于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沈》这样说：
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里，《古小说钩沈》最为重要，却可惜是未完成之作，虽经写定清本，却未见著作序跋，说明每一部辑出的古佚书的作者及原书卷帙，搜辑经过，象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著的序跋一样。这是我们所最引为遗憾的；因为没有了这些序跋，便不易见出他艰苦搜辑的经过。
后面，根据了许寿裳所编《鲁迅年谱》之未列入《古小说钩沈》校辑年代，郑先生就作了如下的断语：
敝意《古小说钩沈》的校辑时代，当在《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完成之前（即年前），因为这部书正是史略的副产物之一，或史略的长篇的工作的一部分，自必写于史略印出之前也。其开始校辑的时期则当在一九二○年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小说史之时。这时期，他在教育部做佥事，恰正有余力来做这个工作。可惜，以后他便不再有机会再来完成它了！
可是郑先生的断语和事实是有出入的；他以为《古小说钩沈》是史略的副产物之一，而实际上却是因为鲁迅先生早已从事古小说的辑佚工作，然后才来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郑先生把《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年代移后了十年，把因果颠倒了。关于这一点，周岂明的话是有力的证据：
……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蒐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义。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票友”，马幼渔先生正当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地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方便，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幼渔换了别的什么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见《瓜豆集》《关于鲁迅》）
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当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年秋到北京大学去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是对于中国古小说的蒐集已下十余年的工夫，而《中国小说史》的编著，便是十余年前校辑古小说的自然趋势。可是《古小说钩沈》的校辑，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呢？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周岂明这样说：
……鲁迅于庚戌（年）归国，……归国后他就开始抄书。其次是辑书。……他一面翻古书抄唐以前的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
这就是说，《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工作，是当鲁迅先生在一九○九年返国后就开始，而且是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校辑工作同时进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在一九一四年十月辑成，次年二月以周岂明的名义出版的。他说：
……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沈》，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板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还是搁着。……
则《古小说钩沈》辑成的时期，也决不后于《会稽郡故书杂集》出版的年代。即《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当在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这一段时期中。
可是这样重要的一部书，怎样连一点序跋文也没有呢？关于这一点，鲁迅的昆仲没有说起过。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花了极大的精力去蒐集鲁迅先生的遗文逸篇，也没有找到这部力作的序跋，以致郑振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而觉得没有序跋是他所最引为遗憾的事。
然而，偶然的机缘却使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不但的确写了《古小说钩沈》的序文，而且早在三十三年以前，即一九一二年将它发表了。
《古小说钩沈》的序是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在浙江绍兴一个叫做《越社丛刊》小刊物第一集上发麦的。所谓越社者，即清末最大的文学团体“南社”在越的分社。正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之用周岂明名义出版一样，这篇《古小说钩沈》的序也是用周岂明的名字起孟发表的。这是鲁迅先生不求闻达之处，用周岂明的话来说，“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象对《会稽郡故书杂集》一样，对于《古小说钩沈》周岂明也曾贡献过一部分力量。
还有一点要附带说明的，就是《古小说钩沈》的“钩”字，最初是写作“抅”字，字面虽则不同，意思还是一样的。要做小考据的人们，应该注意一下。
现在，请看这篇序文吧。
《古小说抅沈》序
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而小说不与；所录十五家，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庄子》举宋钘之言，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
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贞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抅沈》。
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释“常卖”
日前言及吉川幸次郎读《东京梦华录》句读有误时，顺及赵景深先生误将“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或以为赵先生原未误读，谓“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句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朱勔，谓其父朱冲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则常卖之为一种专称，常卖之为何等人物，可以明矣。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
释“呼保义”
《水浒传》中，宋江绰号有二，一曰“及时雨”，一曰“呼保义”。“及时雨”传中已有解释，“呼保义”则世多不明其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赞语于绰号之解说，颇多阐明，顾其宋江一赞云：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则仍言而不明，于“呼保义”一解未有所发挥，仅言其不称帝称王，而自呼为“保义”而已。
然则欲明“呼保义”为何，当先明“保义”为何。“呼”字则言自呼或人称，固可了然者。
按“保义”者，“保义郎”之简称也，宋时旧称“右班殿直”，为武职使臣之一，政和二年，易新名，始称“保义郎”。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武选目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而保义郎居第四十九阶。盖一武职稗官耳，或谓保义既系稗官，宋江何以取为绰号？答曰：宋江原系郓城小吏，其志非高，武勇堪充使臣，于愿已足；此其一。
今人有未得学位而称博士，未经选举而称太史者，宋时亦复如是，文人辄称宣教，什族辄称承务，其尤可发一噱者，仕宦仆隶，亦有仆射、大夫等称。宋曾慥《高齐漫录》云：
文潞公尝戏云：“某平生作官，赶家仆不止，方为从官时，家仆已呼仆射，比为宰相，渠先为司徒矣。”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
可知贵家隶仆，亦有称“保义”者。则小吏如宋江者之称“保义”，提高身分，自呼人称，均无足奇；此其二。
跋《醉翁谈录》
宋椠本《醉翁谈录》十集二十卷，题庐陵罗烨撰，簿录家所未载，仅明李翌《戒庵老人漫笔》一语引及。罗烨何人？亦不可考。书为日本长泽规矩也发现，云传自朝鲜者，由文求堂主人以珂（左王右罗）版影印行世，湮没迄今，盖已七百余年矣。书中市语杂出，胥近浅陋，当为南宋坊刻，然卷首《舌耕叙引》，于宋代小说家数，颇有阐明。其分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扑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罗列小说名目百余种，为治小说学者前所未闻。另有八卷本《醉翁谈录》，题从政郎新衡州录事参军金盈之撰，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阮元《研经室外集》、莫友芝《郘庭知见传本书目》均著录，收入张氏《适园丛书》、方氏《碧琳瑯馆丛书》，流传较广，然与前者实为二节，惟第七卷《平康巷陌记》与罗书丁集卷一《花衢记录》相同者凡七则，疑同据别本《北里志》挦撦者，不得谓为互相因袭也。
跋《雨窗欹枕集》
明嘉靖间洪楩清平山堂所刊话本，今传世有《清平山堂话本》，计十五种；《雨窗》、《欹枕》二集，计十二种；合长乐郑氏所得阿英旧藏二种，共得话本二十九种。《雨窗》、《欹枕》二集残本，马廉先生得之宁波大酉山房，为天一阁旧藏，《玉简斋丛书》无名氏《天一阁藏书目录》著录。马先生以为洪氏刊刻话本，随刻随出，每五篇为一册，至《雨窗》、《欹枕》等集名，则以为或系天一阁主人亲题，而非洪氏原定。此说恐不足据。今按嘉庆己未顾修《汇刻节目初编》，载《六家小说》，有《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等六集，《雨窗》、《欹枕》二集，具在其中。顾修编目时，未必得见天一阁藏书也；又，明嘉庆间晁氏《宝文堂分类节目》卷中子杂目，亦载《随航集》十种，晁氏编目，更无据天一阁范氏之理。据此可知，各集题名，为刊书者洪氏所定，每集包涵话本十篇，分为二册，此其一；洪氏所刊话本，至少有六集六十种，此其二。而各话本最初刊行时，当系单篇，但观各篇版式参差不一，而宝文堂及也是园之书目亦载各单篇之目，皆可为各篇非刻于一时之明证，合印分集，乃后来为之耳。
跋《欢喜冤家》
右赏心亭刊八卷本《欢喜冤家》二十四回，题西湖渔隐主人编，其山水邻原刊本，盖亦不可多见矣。此书为明人著作，然长乐郑氏撰《明、清二代的平话系统表》竟列之于顺治康熙间，云作者与李渔辈为同时人，而不能确定其著作年代。今按是书叙言，有“庚辰春王遇闰，瑞雪连朝”等语，查明末庚辰年以正月遇闰者，为崇祯十三年，此节之成于是年，当无疑意矣。
袁刊《水浒传》之真伪
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首有李贽序、杨定见小引，一般都认为是伪托李卓吾批评的。孙楷第先生以为这是杨定见的改编本，鲁迅先生则以为是叶昼辈伪托的。诸专家都断为赝刻，铁案如山，差不多已成为不易之论了。
叶昼托卓吾之名评《水浒传》之说，远在明季就已有了。钱希言的《戏瑕》（）卷三赝刻条中说：
……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开阳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昼，落魄不羁人也……近又辑《黑旋风集》行于世，以讥进贤，斯真滑稽之雄已。
清初周亮工承袭其说。在他的《书影》（）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当温陵《焚书》、《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关于叶昼托龙湖之名评《水浒》，这是最早的记载。鲁迅先生的论断，就是根据《书影》而来的。钱希言和李卓吾以及叶开阳是同时代的人，见闻所及，其言自当可信。然而，以李卓吾批本标榜的《水浒传》，至今犹存的。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共有三种，我们怎样就可以断定袁无涯刊本是叶开阳的赝本呢？那三种本子是：
一，容与堂刊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二，袁无涯刊本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有郁郁堂及宝翰楼复印本）
三，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
芥子园本刊于明末清初，当非《戏瑕》所指，故不论及。袁无涯刊本呢，在现存各本中均未记刊行年岁，可是在袁小修的《游居柿录》卷九中，我们却看到：
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
的话。这些话记于万历四十二年（），可以证明袁无涯刊本《水浒传》是在这时刻成的。这样，这个本子又非钱希言在编《戏瑕》时所能见得到的。这一个本子和芥子园刊本当时钱希言都没有看到，那么除非有其他的版本，钱希言的话一定是指容与堂刊本的了。
容与堂刊《水浒传》中土无传本，今惟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据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此本亦不载刊行年月。惟在卓吾序后，另行题云：“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大概就是这个刻本的书手所记。晚明的庚戌年有两个，一为嘉靖二十九年（），一为万历三十八年（）。此本刻于卓吾殁后，则这庚戌无疑是万历三十八年。这个本子的“述语”中还有这样的话：
和尚有《清风史》一部……又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令人绝倒。不让《世说》诸书……
以及小记
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集》，将成矣。
等语，则又与《戏瑕》中所说叶开阳“近又辑《黑旋风集》以讥进贤”等语恰相符合。
从这些看来，都可以明白钱希言所云伪托卓吾批评的《水浒传》，正就是容与堂刊行的这一部，和袁无涯本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