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叶，商人以雄厚的资金作支撑，投资书籍的刊刻和流通行业——而“书坊”就是商人经营的私刻。他们手下的书坊不同于纯文人主理的坊刻，其以获取商业利润为全部目标，以满足多层次的读者需求为导向，出书内容广泛，刊行量庞大。
书坊的选择与雕印这决定了商人书坊主必然会选择适应接受者阅读需要，内容实用性与娱乐性强的作品进行刊刻和销售。这意味着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控制于书商之手。
不过，由于明嘉靖至万历时期，文人与商人的密切联系，文人常常介入书坊选择和雕印的各个环节，使得书坊的刊刻始终朝着有利于文学交流和传播的方向发展。文人多有诗文集遗世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嘉靖名士、“唐宋派”代表唐顺之谓：“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文人们“不可或缺”的“诗文刻集”的出版，其实很多时候都有赖于商人的赞助。经俞允文介绍而与文坛领袖王世贞过从甚密的徽商程善定，就曾为俞允文出资刊刻诗文集一部。
据王世贞言，“于行（程善定字）之朝夕事仲蔚（俞允文字）谨”，而在俞允文去世之后，他不仅将其诗文收集付梓，还请王世贞为之作序。对一些书坊主来说，为文人朋友刊印出版著述便成为一件寻常之事。在南京开设博古堂专门刊印图书的周时泰就为众多文人出版过诗文著述。
周时泰是一位文化商人，他的监生经历使得他与文人相当亲近。其自称万历状元朱之蕃的“门人”，朱之蕃编选有《盛明百家诗》，书成之后便是由这位“门人”为之刊刻。朱序曰：“友人周时泰氏谬相许与用广梓传。”
万历三十二年（），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在乡居其间刊行了自己的诗集。但是文集却因“力不任梓”之故，未得一并刊行。
叶向高获悉后将此事告诉了周时泰，“时泰请任斯役”，于之后“并其诗合刻之”，是为今所见《穀城山馆全集》。该全集计有诗二十卷，文四十二卷，如此卷帙浩繁之作，周时泰亦慷慨为之付刻。
当时文人名士如李廷机、叶向高、王锡爵、邹元标、臧懋循、庄天合、杨守勤等所编撰、校正、评点的书籍皆入博古堂刻印目录。应该说这些名流文名及作品于一时广为传播，皆有周时泰的付梓之功。
除士商之间的交情外，若是立足文学市场的行情，这其间还少不了经济因素的助推。钟惺所谓：“富者余资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资财，拣篇籍之妙者刻传之，其事甚快。非唯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
书坊选择为文人著述付梓，后者可以扬名，重要的是前者借此获利。最明显的如与袁宏道昆仲交好的书商袁无涯，他不仅刊刻了诸多袁宏道的著述，还在其去世后，屡次向袁中道索询其兄遗稿。其觊觎名人文字以谋利的心态显露无遗。
不过按钟惺的说法，此举不失为士商间的“双赢”。士商联手协作的情景更是常常出现在书坊的选择、雕印乃至整体的经营中。
书坊一体化明万历以后出现了以坊养社、以社兴坊、文社与书坊一体化的倾向。”深刻说明了文社与书坊的合作和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书坊打开了刊刻时文的销路，而文社则多了一条思想传播的渠道。尤其是那些名社的文学旨归通过其选本的刊行传播出去，必然会对一时期文学创作及评论产生影响。
坊贾延请名人高士为图籍作序或作评是出版行业又一常见的士商合作方式。以业盐致富的儒商汪廷讷在南京开设环翠堂刻书，“他每刊一书，都要请大批名流雅士为他撰写序跋题词”，其意一在提升知名度，二在扩大书籍销量。
而文人出于谋利动机，亦有可能为书坊主作序，如张凤翼为《水浒传》作序。这些有文人列名的书籍自然成为坊间雕印和刊行的热点。
不过这其中不乏坊贾托名而制售者。湖广间的书坊就多假借袁宏道之名来刊行书籍，“告之以赝，亦不信”。这反过来说明名人效应为书坊带来的效益和对文化传播的意义。按照“嘉靖、万历以后，通俗小说才压倒性地增多”的说法，除为文人校订和梓印著作，刊售市场更广的通俗读物仍是大部分书坊的重心。
文人的意愿和动向在通俗读物方面，文人的意愿和动向对书坊的选择和雕印还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文人圈对《金瓶梅》的推介便是说明。《金瓶梅》在万历中期问世时，只以抄本流传。
据时人屠本畯的记载，袁宏道、王世贞、王肯堂、王稚登等文人，或藏阅浏览，或重赀购入过抄本。这其中，袁宏道是《金瓶梅》知名度扩散中的重要一环。他先是借阅董其昌抄本残本知此书，认为“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随后在《觞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引得沈德符欲一睹为快。
当袁中道携抄本赴京应试时，沈德符终于如愿“借抄挈归”。后来冯梦龙在沈氏处见到该抄本，惊喜之余便“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其间虽遭沈氏所拒，但“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金瓶梅》在文人圈中的受推崇度和流传广度，很大程度上促使书坊将抄本付印。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人阶层作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其需求和审美仍然是书坊制售图书考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