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很多读者大致有两类理解：
第一类：从武松的行事性格出发，发挥想象，说武松此举光明磊落，视女色如粪土，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或者说武松头脑冷静，杀人已为自己留后着，即制造与潘金莲互相拉扯或搏斗的痕迹或现场，以减轻自己的罪行；又或者说，武松为了剖取潘金莲的心肝血奠亡兄，必须扯对她的衣裳云云。
第二类：从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出发，认为作者这样写，必有深意，或者是为了展示武松的粗犷豪爽，或者是要揭示潘金莲下场之惨以告诫世间女子等等。
这些都是缘木求鱼式的解读，读之让人莞尔。
这绝对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非常复杂，大致背景是，民间说书艺人以《十朝纲要》、《东都事略》、《大宋宣和遗事》等书为蓝本，向群众讲述宋江、武松、杨志等人单篇单章的英雄故事。到了宋末元初，或者元末明初，有文学功底较强的文人，据说是施耐庵，也据说是罗贯中，或者说干脆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反正，这事儿到现在还是悬而未决，尚在争论和考证中，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文学功底较强的人”，将本来没多大联系的单篇单章英雄故事串联起来，敷衍成了洋洋洒洒的一部大书。
说是“文学功底较强的文人”，其实，成书之初，仍有许多让人吐槽的地方。
比如，现存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的回目——该版本被学术界认为是最接近早期《水浒传》的原始版本，它的回目有的是这样：“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夜叉坡前卖麻酒，武松遇救得张青”……这种回目的文字拙劣粗糙。而今天所看到的普遍为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被演变为“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则被修改成“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
这说明了《水浒传》的成书，不单单是一两个“文学功底较强的文人”的功劳，而是凝聚了许多民间说书人、许多写书文人的心血，是他们不断加工、修改、完善、发展得出来的文学结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既然是这样，也不可避免出现参与成书者中会有部分追求低级趣味的作者。
这些作者，常常在书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低俗、下流的东西，后人万不可奉之为臬玉，以为这里面含有什么玄机奥妙。
武松扯潘金莲衣裳就是其中败笔之一。
另外，略举几例，象第七十三回中李逵冒充法师，替狄太公庄捉鬼那一段，李逵闯入闺房，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着，书中怎么写？且看：（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这段描写不过单纯写杀人发泄某种原始冲动的恶俗乐趣，其中哪有有什么深意?!
还有，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故事，杀了人，不忘饱餐一顿，并特别强调他卷了银酒器才走路。
杀人、喝酒、吃肉、卷走金银都是书中比比皆是的场景。
如此不厌其烦出现类似情节，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阶级鲜明对立、贫富分化严重，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年代里，当说书人口沫横飞地给社会底层贫苦百姓这些东西，会产生多大的吸引力！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的看法是，知道就好，不必深究，不必作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