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2日，一个受西班牙女王委托的热那亚人，带着他狼狈不堪的小船队，在大西洋上漂流了两个多月后，终于一头栽倒了陆地上。他栽倒的具体地点，如今史学界依旧有争论，但都指向了巴哈马群岛，也就是在巴哈马的某一个小岛上，哥伦布正式发现了新大陆。
之所以把美洲称作新大陆，一来是对于年的地球人来说，这个地方前所未闻，二来是这个大陆的物种和旧大陆几乎完全不同，如玉米、土豆、番薯、辣椒、烟草和西红柿。这些物产迅速被带到了全球各地，所以我们又把年的地理大发现叫做“物种大交换”。
（年10月12日，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
说来奇怪，在旧大陆（非洲、亚洲和欧洲），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如小麦、水稻、谷黍、橄榄、葡萄等，大多都是培育种植很难的低产量作物。所以在走出非洲后的十余万年内，智人种群的繁衍极慢。嬴政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时，管辖人口也不过~万之间。一直到元末明初，中国人口才突破一亿人。而且只要发生天灾和战乱，都会大幅度减员。所以河森堡在《进击的智人》中提出一个观点：物质匮乏。
匮乏塑造了人类，匮乏塑造了历史。
此时，我们想到一个假设：假如在幼发拉底河的平原上出产玉米，假如在埃及尼罗河谷出产马铃薯，假如黄河平原上出产番薯，小亚细亚半岛上出产西红柿，那么人类早期文明还会有物质匮乏吗？我们还是现在的我们吗？人类的历史将是怎样的走向？
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发育的大陆上，物质匮乏困扰了我们十万年，而在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大路上，物产却是如此的充足？
根据近几年科学家们所做的基因分析，大约在年前，当时正值第四季冰期，东北亚的蒙古人种越过了白令地峡成为美洲人的祖先。他们带去了什么吗？我们无从考证，但是从海水淹没白令地峡的最后一块石头开始，他们就变得杳无踪迹，从人类的历史中消失了，直至年10月12日那个午后。
（哥伦布当年乘坐的三桅船）
第一批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疯狂抢掠着美洲大陆，从金银财宝到资源物产，用唾手可得的财富膨胀了西班牙帝国。他们给美洲带去了马、猪、羊和各种传染病，也把美洲的物产带到了旧大陆。西红柿、马铃薯、玉米、番薯、辣椒就是西班牙人带回到欧洲，并占据了全世界的餐桌。
来自美洲的物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莫过于能替代主粮的番薯、马铃薯和玉米。其中番薯是西班牙人首先带到了马尼拉，在当地种植并严令“不得出境”。在当地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发现番薯生熟可食、产量高又耐土地贫瘠，于是就将番薯藤编在船上的缆绳里，外面涂上泥巴，骗过了西班牙人的关卡检查，千辛万苦的把番薯带回福建家乡。
（南美与亚洲的海上贸易路线图）
番薯传入后，它马上爱上了中国，而国人也爱上了它！“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并且“润泽可食，生食如葛，熟食如蜜”。经过陈振龙子孙和朝野上下积极推广，到乾隆年间，番薯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第四大主粮作物。而就在此时，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两亿。所以，年开启的物种大交换，它对于旧大陆而言，几乎是人类生存的催化剂。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五十年后，每一脚都能踩上狗屎的西班牙殖民者，又被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不偏不倚的砸到脑袋上。
在南美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中，有个不起眼的小镇叫波托西。就在这儿，年的一次偶然事件，让一个蠢萌的神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样貌。
美洲羊驼
那一年的春天，有几只蠢萌蠢萌的羊驼跑丢了，一个叫DiegoHuallpa的印第安人为了找回它们，一直追寻到了大山深处，到了夜色渐浓，Huallpa也没能找到那几只蠢萌的家伙。于是，这故事的两个版本就出现了。
一种说法是，Huallpa跌倒在地，他抓住一束草要站起来，却把草从石缝间拽了出来。此时，摔得头晕目眩的他忽然满眼金星，不，是满眼银星。因为草根上泛着一片亮光。他定睛查看，原来眼前的草根上挂满了闪闪亮的白银颗粒。
另一种说法是，Huallpa准备在山上过夜，他点上一丛篝火取暖。在睡意袭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篝火下流出了一条银蛇。他瞬时困意全无，仔细察看，才发现是篝火融化了泥土里的白银。
DiegoHuallpa发现的是一座超级银矿，据说矿脉里的含银量超过了40%（一般银矿的含银量为5%）。后来的年间，这里出产了两万五千吨白银，占世界白银总量的一半。正是这个发现，让西班牙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戴上了全球第一顶“日不落帝国”的王冠。
（当年开采白银的条件极其恶劣，印第安人为此死亡了万人）
急等钱用的西班牙国王，眼巴巴的等候着来自遥远南美的白银。然而安第斯山脉中间的波托西，当年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高铁。要把白银运到西班牙，需要用今天被视作萌宠的羊驼，背着六十磅的银锭，先通过印加古道运至利马。然后通过海路运到巴拿马城。上岸后，再用骡子等背驼，穿过巴拿马地峡到东海岸装船，最终由西班牙舰队护送，经加勒比海和大西洋送回西班牙。
（巴拿马运河路线图）
当年的巴拿马地峡，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用骡马运输穿过这直线距离六十公里的山路是件要命的苦差事。可如果不走这里，就要从利马上船，绕道麦哲伦海峡，兜个大圈子才能进入大西洋。不仅仅是航程增加了一半，而且麦哲伦海峡是个公认的地狱入口，对于当年靠风力航行的木质海船来说，这条航路基本上属于找死。那么凿通巴拿马地峡，就成了当年西班牙殖民者焚身似火的心愿。
但是这件事儿不容易，因为一来有工程难度，二来是谁都想卡住世界的脖子。直到年，美国人才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年6月12日，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从此，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种海水真正融合在一起。巴拿马运河让两洋之间的航程缩短了公里，从欧洲到东亚的航程也缩短了公里。时至今日，全球5%的贸易量，依旧要通过这条全长81.3公里的巴拿马运河。
（二战时，美国衣阿华级战列舰通过巴拿马运河）
说到运河，在全球十大运河中，无论是运河长度、工程难度、重要程度，京杭大运河都应数第一。随着近些年对大运河的保护工作，京杭大运河的背景资料已经连篇累牍、随处可见，在此，我只想说说大运河的重要性。
在中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最庞大的两项超级工程就是长城和大运河。长城的作用是用于防范胡族入侵，和平时期基本上也就是个摆设。然而大运河不同，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南北联络的生命线、经济沟通的大动脉。
作为北方人，很难理解船的作用，除了去海岛旅行时被海浪颠得七荤八素外，对于古代船舶的认知，就仅限于郑和下西洋的威风八面了。
（连环画《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节）
少时读《水浒传》，每每到“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那一章，就想象出“在柏油马路上，一队官兵押送着很多堆满金银财宝的胶皮小推车”的画面。可实际上，在清中期之前，神州大地上并没有柏油路，也没有米其林轮胎，主要的交通和运输，不是骑马就是靠木制的轱辘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穿行（年，邓禄普才发明了充气的橡胶轮胎）。当时大部分都是沙土路，只有城镇中心CBD那块儿铺点儿石板、青砖，下点儿雨就变成了“水+泥+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木质的轱辘与石板、沙土路的刚性碰撞效果是怎样的？乘坐体验不用想都知道。所以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回湖北江陵奔丧，一千多里的路程，张大人也是坐着那张超级大轿一路招摇。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到：“首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
（大明万历年首辅张居正像）
张居正之所以如此招摇，不光是因为位高权重，也因骑马乘车太过辛苦，毕竟回江陵的“条件不允许”。而到了大清朝，康熙和乾隆两朝皇帝可就比张首辅聪明的多了，他们爷孙分别六次南巡，大部分路程都是沿京杭大运河乘船往返，只是到了驻跸之处才换马骑行（天津的水西庄和柳墅行宫都是乾隆曾经的下榻之所）。据记载，乾隆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军人名、马匹和船四五百条，还有名纤夫，六班倒的拉纤前行。
在古代，一匹快马可以日行百里，但是要大规模的运输，就只能靠船运了。到了今天，波音货机最大装载量吨，每列火车差不多是吨货物。但到了海上，10万吨的集装箱货轮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超级油轮KnockNevis号的载重量是56万吨。至今，国际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依旧靠船舶运输。
(《乾隆南巡图》中皇帝南巡的御船正行驶在大运河上)
这一条纵贯千里的京杭大运河，让中国自隋唐以来举步维艰的交通变成了一路畅通。大运河将江南的富庶带到了北方，也将北方的珍稀物产带回江南。而且沿河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重镇，包括天津、德州、临清、济宁、徐州、宿迁、扬州、苏州、嘉兴等等，成为自隋唐之后为这个古老帝国供血的大动脉。所以漕运在中国是一门庞大的产业，历朝历代政府都会设置主管部门专督漕运。
漕运总督在清朝为从一品、正二品的大员，与地方九大总督地位平等（属于省部级单位）。漕运总督还兼任着地方巡抚，兼管河道和海防。大家熟知的史可法、林则徐、琦善、穆彰阿、段祺瑞等都做过这一职位。
永乐迁都北京后，京师百费仰赖南方漕粮供给，保证漕粮如额如期运达北京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为此明朝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漕运制度是明代最重要的财政制度之一。史料记录，成化年间规定岁运万石，宣德年间最高时达到万石。
漕运对于明清政府而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王朝设置督运司，还有机构庞大的运军以及多家官办的造船厂。疏浚运河、建造漕船、制定运法、建置粮仓（天津北仓就由此而来）等等都牵涉到了全国上上下下官僚制度、经济制度的调整，比我们历史书中常见的风月宫斗都重要许多。黄仁宇先生专门写过一本《明代的漕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康熙南巡图》局部）
说到这儿，必须要说到漕运的工具——船。前几天，万科运河文化村的售楼处开放，邀请我们去参观。售楼处装修的极具设计感，美仑美奂。一进大厅，四周是构思精美的京杭大运河意向图，中央摆着一条尖首尖尾的木船，呈优美的流线型，两端微翘、如梭如鱼。要是上面再站着一个俊俏的渔家姑娘，那就更动人了。
美，果然美，可惜这是个bug！这是一条渔船，而不是运河上的漕船。
实景图
明清漕运主要是一种四百料浅船，这种浅船“阔欲承载之多，浅欲盘剥之易。原定漕式，过越洪闸，涉历江河，最为轻便”。这船的式样是为了适应较浅、较窄的运河水道专门设计的。万历初河道总督万恭说：“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
这种四百料浅船排水量在24吨左右，每条船上还有10名官兵，大约能载20吨粮食。只是后来也越造越大。《天工开物》卷九载：“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漕船志》卷三指出：“近来各船身长阔，多添梁头，运军利于私载，运官敢于公占”，运军加大船式只是为了增加私货带运。明政府多次下令如式打造，但令行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年，山东梁山县的农民在宋金故河道挖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条深埋于淤泥中的木船。船身全长21.8米，船身中部宽3.44米，有舱13间，其中两个为居住舱，其余为货舱。船上文物件。经专家认定，这是一艘有武装护航的运粮漕船，据计算能承载15吨货物。它是我们目前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漕船实例，现在保存于山东博物馆，是它的镇馆之宝。
（梁山古船，现保存于山东博物馆）
来自江南的漕船，是从静海区马厂的九宣闸进入天津，行驶过西青区的辛口和杨柳青，便来到三岔河口。由此转北驶入北运河进入北辰和武清，从八孔闸出津至通州潞城。大运河全长公里，天津段长度为公里，恰好是全长的十分之一。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三岔河口，帆樯如林、舟船如练，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河两岸百物堆山，商贾云集，一片热闹繁荣景象。“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
在这个大运河经济体系中，天津是个特殊的角色，也因此养成了天津人的性格基因。
一、安
首先，是因为大运河在天津与海河交汇，就成了河运和海运两种历史的交叉口。在此，海与河起伏呼应，皇朝禁海则河运大兴，黄河泛滥则海运再起。但无论河海，天津都一直保持着漕运转换和商贸中心的地位。但是反观运河上另一座重镇——山东临清，当年曾经是运河沿岸的十大钞关之首（它一地的税收就是山东全省税收的十倍），富甲一方，经济极其繁荣，也由此才诞生了那本著名的反映了当年经济、生活和爱情动作的名著《金瓶梅》。可自从漕运被海运、铁路代替后，曾经过度繁华的临清迅速衰落一直到被人们遗忘，简直就是百年前的鄂尔多斯。
（年的天津地图，当时的河道还未截弯取直）
天赐的河海优势，让天津人可以靠天吃饭，所以天津人骨子里有一个“安稳”的劲儿，时运更迭，地位不变，背靠运河、海河，就不愁没饭吃，所以日子就过安稳。
二、骄
全长公里的大运河，对于当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国社会而言，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一样，带来了物种、人种的大交换。所以天津人有着骨子里的“骄傲”感，张嘴闭嘴就说“介有嘛呢？”一副通览南北、见多识广的模样就是是漕运文化的根髓。
三、混
从地缘人口种群的分析上看，因数百年的混合，天津人的体型相貌结合了蒙古人种中的北亚、东亚和南亚三个亚种的诸多特征。所以你会发现，天津盛产“帅哥美女”，走在大街上的姑娘小伙都特别好看，北人南相，他们的体型样貌与江浙沪一带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四、杂
天津由于近海临河，所以南北物产在这里交融，所以饮食口味也属于杂食动物。既有海产又有河鲜，既吃得了东北的涮肉，也能吃山东的面点，对淮扬菜的爆炒也甘之若饴。兼容并蓄之后变成一个中庸的混合体，成为天津人骨子里的特有基因。
五、从
因漕运本来就是个官办的工程，所以各种衙门规定都是高高在上，作为漕运而兴的天津，骨子里有一股“吃皇粮”的嘚瑟劲儿。但在嘚瑟的同时，漕运是个有风险的集体劳作，所以必须服从官吏的管制，统一行动。所以很多当官的都说：天津人“听话”，而且“好管理”。
六、义
最后，漕运业当年汇聚了大量的劳动力，漂泊在外的船民和仰仗码头吃饭的市民，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非同农业文化的“码头文化”，抱团、义气、江湖、帮会，这些名词落到天津人的头上，再加上独特的天津方言，成就了一种带有天津特色的市民文化。
天津建卫于年，虽说是纪念天子津渡的京畿之地，但作为一个城市，本质上还是随运河飘来的城市，它随运河而兴，它随运河而荣。天津六百年的历史中，有五百年是依靠运河，只有近代一百年依靠海河。所以我们说：是大运河塑造了天津的模样，是大运河养成了天津人的性格。
公里的大运河，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是个伟大的工程奇迹。它带给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由里及外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走向。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而今，万科继“良渚文化村”之后再次启动“运河文化村”的开发建设，是第二次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建设工程。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西北的瓶窑镇，于年由西湖博物馆的年轻人施昕更发现，年，被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标志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化发展阶段，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国境内的五千年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的圣地。
如何挖掘保护大运河的历史遗存？
如何复兴弘扬大运河的文化内涵？
如何营造现代天津人的精神家园？
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单元？
如何培育中国式文明的公民社区？
这都是摆在万科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运河文化村已经开始面世，提前规划和滚动开发、持续运营的理念，正在促使万科为大运河、为天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