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水浒传》里的郑屠对鲁提辖礼貌有加，为人谦逊，而且金翠莲本来就欠他钱，郑屠让她还钱何罪之有。为何鲁达要杀了他呢？
有这个疑问的同学多半没有看过水浒传，或者看过却被郑屠蒙骗了。我们先看郑屠到底犯了什么罪？
郑屠，渭州肉食加工店总裁，民营企业家，简称个体商贩。就算金翠莲有夸大事实的嫌疑，然无风不起浪，当事人郑屠也脱不了干系。他钻得是法律空子，“虚钱实契”，意思是当时存在纸面上的价格与实际上的价格彼此背离的现象。
在小说《水浒传》中，金翠莲成为郑屠的小妾，典身钱三千贯，就算是彩礼钱，但实际上金家老汉并没有收到这钱。郑屠在没有给钱的情况下，便要了金翠莲的身体，率先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属于严重违背契约精神，再加上强媒硬保这一条，这分明就是强娶民女，鱼肉贫苦大众嘛。
郑屠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三个月后，家里的大娘子得知此事，不仅将金翠莲打了出来，而且还要追索三千贯的典身钱。然而实际上，金家父女根本没收到这钱，反要倒给郑屠夫妇三千贯，等于说金家父女吃不了还得兜着走。郑屠有钱有势，金家父女懦弱无能，两者相比，这钱金翠莲是给定了，于是才有了在酒楼卖唱袭扰了鲁达这一幕的出现。
说到此处，郑屠有罪已是板上钉钉，什么罪？敲诈勒索、“套路贷”、抢劫强奸等都能套上一个。昧着良心吃黑钱的郑屠，能翻得了身嘛？
但是有一条，郑屠就是有罪，也罪不致死，更不至于由鲁达来执行。那么鲁达到底又犯了什么罪呢？
郑屠的罪的确不至于判死刑，鲁达也没想要治他于死地，原本也只是想暴揍他一顿，替金翠莲父女出口恶气。如果鲁达点到为止，这种行为顶多算是打架斗殴扰乱公共秩序，抓起来也就行拘几天，罚个款而已。
但是哪知郑屠那厮不经打，鲁达的拳头又太硬，三下五去二，就把郑屠送去了西天。鲁达殴打他人并至死，将犯罪的级别由治安管理范畴调整成了刑事案件。杀人偿命，古今都不例外，鲁达自己也意识到闯了大祸，于是急匆匆地便潜逃了。
那么，他的罪名也就明了了，鲁达殴打郑屠致死，事出有因，且原意只是教训一下，应该本身不存在主观故意谋杀这一项，应归属过失杀人罪。之后逃逸，罪加一等。如果用当代法律审判，以我“不入流”的法律知识估算一下，鲁达面临的刑期可能不会少于十年。
但这是故事里的事，又是事关宋朝的事儿，那么我们先看看宋朝民法关于郑屠和鲁达所犯之罪，又该如何量刑呢？
话说鲁达卷了衣服盘缠，细软银两，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没多久，就亲眼看到了捉拿自己的官方榜文，还有裳钱一千贯。这说明在宋朝对于杀人逃逸的犯人与我们今人没什么大的区别，也是要捉拿归案，按照柴进所经历的遭遇，一顿恶打肯定是少不了的，至于是不是秋后问斩，另作商议。这是小说里鲁达的下场，于是他一直在跑，最后上了梁山，这也从侧面说明宋法对人权的重视。
南宋法官胡颖曾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由此可见，宋朝司法比较强调情、理、法三者的平衡。
我们看一则发生在宋朝的过失杀人案，这是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上的一起“争墓木致死”案，也算是一起过失杀人案。
案情是这样的：在南宋淳佑年间，一户姓余的人家与土豪胡姓人家因祖坟墓地的林木问题发生争执。余家田地是祖业，胡家为后置田业，两家田地相邻，余家祖坟地上的树木繁盛，袭扰了胡家的田地，于是胡家主子胡小七便让家丁把余家的墓林几乎砍了个精光。
余家听说后赶忙带人上山护林，结果人都走光了，只得返回。在下山途中路遇胡家一个家丁，于是这个家丁就成了出气筒，最后余家便把这个家丁给打死了。
之后很快县衙便把余家的肇事者抓起来治罪，大刑之下，致余家一人死亡。而胡家主谋却逃之夭夭，花了点钱后呢，还免被追责。余家人肯定不服啊，于是一直上诉，上到了提刑官蔡杭那里。蔡杭是一位博学理学家，也是一位正直的法官。
他重申案子之后，给出了如下判决：
判处：胡家家丁，即主要作案人员，“决脊杖十三，编管一千里”。次要作案人员“勘杖一百，编管邻州”。判收受胡家贿赂的官员“杖一百，罢逐”，同时发布告令，通缉胡家主谋胡小七。余家被砍的林木责令偿还。
前后判罚差别挺大，那么蔡杭判罚的依据是什么呢？
说起这个墓林，在古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看看被发掘的古墓，就知道古人对于死有多么敬重。在宋人观念中，子孙封植林木在祖先的墓地，这是对祖先的追思。古代政府也很重视国民墓地，包括墓林在内的保护。在宋代，砍伐墓林是一项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所以，蔡杭的判罚出发点，是以保护墓林为最基本的依据，这也是两家争执的起因，正所谓按原情定罪。余家是祖坟，而胡家是新置，胡家在购卖之前就理应考虑到墓林的袭扰问题，而不是在购买后才来发牢骚。
胡小七仗着有钱，倚强凌弱，余家护林，理所应当。余家爱护墓林，即爱护祖宗，“人谁无坟墓，此其起因，原情实有可悯”。
按照真实的历史，宋朝维持余年的统治，几乎从未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使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只占领了六个州，与北宋多个州相比，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宋亡不在于内乱，而在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失败。所以，宋朝司法系统还是值得信赖的。
再回到鲁达的案子上，按大宋律例，兼情、理、法于基本纲领，同样也适用于按原情定罪。很可能最后的结果，也是无罪释放，或者赔偿郑家一副棺材本。郑屠霸占金翠莲已是事实，又有契约为证，所以，郑家还要把金翠莲的财礼钱给完。但这个判罚的前提是，鲁达要遇到一位像蔡杭一样清明的提刑官才行。
不过遗憾的是，这在水浒传里，在那水泊梁山，好汉杀个人几乎不用理由也可以，郑屠只能算是白死，鲁达什么事儿没有，最后还休成了正果。这正是作者写作的意图之所在，“忠义”二字可以说是水浒传的灵魂，在每一个水浒人物身上都能深刻感受到他们的“义”，而且这个“义”几乎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因此，我们看得很过瘾，好汉的“义”在于该出手时就出手，在于情理。而对于法理，在水浒传中是看上去是被忽略的，但再看看每个人的结局，似乎作者也没让他们逃之夭夭，只不过换了一种惩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