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中，“义”具有更多平民间的互助性质。宋元以来，民间社会中的交友结义成为普遍的现象。但小说所推重的“义”，多为平民间互相帮困扶持的温情与道德。“义”的缔结往往是萍水相逢的双方而非地缘、血缘，抑或等级上下的关系。如张劭在行旅之中，因救助身患瘟病的范巨卿而耽误科举考试，“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流落在燕山的杨思温，历经辛苦帮助义兄韩思厚取回妻子郑义娘的骨匣。
《宣和遗事》的水浒故事，就是从“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被派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开始的。杨志杀了人，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其余人救出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
《水浒传》中第一对结义的好汉是林冲与鲁智深，那个场面似乎是对“桃园结义”场景的模仿。林冲在墙外看鲁智深耍弄“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的浑铁禅杖，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而鲁智深所见的林冲则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非俗相貌。当下大喜，两人结为兄弟。林冲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鲁智深放不下，一路跟随直送到沧州。袁无涯评“放不下朋友便成信人义士”。《隋唐演义》中秦叔宝秉持的“有恩必报”的民间的温情，也属于此类“义”的范畴。其三、民间的“义”，不只是道德准则，还包括日常生活方式：大方的金钱观、个人性格的豪爽直率等等。
不同于史传中的忠义人物，在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中，银子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江湖好汉以对待金钱的态度判断地位、品质与关系的亲疏。宋江之所以成为折服梁山好汉的首领，是因为有“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他所仗的“义”的内核主要是金钱。
那宋江“处处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武松落魄中得宋江温情拂煦，临行把手依依，又以十两银子相送。
武松寻思道：“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果然不虚，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第23回)靠着“及时雨”的慷慨美名，宋江收服了众多江湖好汉，在历次危局中获救，并最终坐上了梁山泊头把交椅的位置。鲁达救济金翠莲父女，向史进、李忠借银子，史进拿出十两银子，说“直甚么，要哥哥还”。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将银子丢还李忠(第3回)。检验好汉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仗义疏财，吝啬无钱者自然受到鄙视。毕竟梁山聚义最具诱惑力的招徕便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
这种和金钱观、享受欲交缠在一起的“义”，与原儒之“忠义”“仁义”间的差距不可不辨。也正是“义”所具有的近世社会的个体化的物欲性质，使它与排除个人性的极端化的“忠”，成为两个时代、两个阶层的话语，其问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忠义”主题更广泛的悲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