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成书于什么年代，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嘉靖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一说是“万历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万历年间。而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朝前后，其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笔者此说亦可以概称为“隆庆说”。
在笔者论证“隆庆说”前，必须对“嘉靖说”与“万历说”提出驳论。由于“嘉靖说”信奉者甚少，此说的影响亦不大，而“万历说”信奉者甚多，影响亦可谓大矣，故笔者主要对“万历说”提出商榷。
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提出：“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这也就给笔者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即要否定“万历说”，就必须把此说的全部论据统统驳倒，将持此说者在《金瓶梅》中找出的所谓“万历时期的痕迹”统统加以否定。这两个“统统”谈何容易，就是做到“大体”亦非易事。
“万历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和吴晗先生提出来的，几十年来信奉者甚多。赵景深先生、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等力主此说。
近年来不少人还不断提出新的论据，发展此说。归纳起来，他们主要提出了十二个证据，下面笔者一一提出商榷。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对“万历说”的十二条驳论
一、关于《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时间问题。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
对此，黄霖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作了进一步肯定。他说：
“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①
他们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因为《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所以这是此剧的初刻本，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
《金瓶梅》引用了此剧，因此“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从而得出结论：《金瓶梅》不是嘉靖，而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不错，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湘子升仙记》的刊本，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历富春堂本就是《韩》剧的最早的刻本，更不等于说，《韩》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而不可能流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
查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
所谓“新刻”当然是“再刻”、“重刻”之意，说明它非“初刻”。“出像”，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图像，“音注”，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音。
例如第一折有“〔沁园春〕（末上）百岁人生，露泡电形”，“傀儡排场”，“汨汨名利忙”，“梨园风月”等文字，在“泡”字右旁加“音炮”两字，“傀儡”两字旁加注“音愧垒”，在“汨”字旁加注“音密”，在“梨园”两字旁加注“即戏场”三字。
这样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这些都证明万历富春堂本，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退一步讲，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也不能证明《韩》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
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剧”。
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这又足以证明郑振铎先生推论之误。
《升仙实录》书影
二、关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的年代问题。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文中指出：（欣欣子）“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周礼诗的《三国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由此郑先生认为，欣欣子、笑笑生为万历时人，《金瓶梅》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即万历中期）。
我认为郑先生的结论正误参半。从上述证据证明欣欣子是万历时人，这是对的。但由此而推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这就错了。因为欣欣子与《金瓶梅》作者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欣欣子的序文与《金瓶梅》小说写在两个不同的时期。
理由之一，早期见到《金瓶梅》抄本的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屠本畯、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到欣欣子的序，说明《金瓶梅》抄本上并没有欣欣子的序。
理由之二，欣欣子序指出，《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而见到《金瓶梅》早期抄本的上述诸人对作者提出了“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等等，但没有谁提到过兰陵笑笑生，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欣欣子的序。
沈德符《野获编》的《金瓶梅》条，当写在万历四十七年前，而文中未及兰陵笑笑生一辞，这说明时至万历末年，欣欣子的序还没有出现。可见《金瓶梅》的成书要比欣欣子序早三四十年。
理由之三，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谈到《金瓶梅》初刻本云：“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心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此序乃是写于万历四十五年的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
但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简端”却是欣欣子的序，东吴弄珠客序则列于欣欣子序和廿公跋之后。而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又标明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显然这是再刻本，而非初刻本。
这就是说，时至万历末年，《金瓶梅》初刻时，欣欣子序还未出现。欣欣子序完全是《金瓶梅》再刻时书贾所加，时间当又晚至天启、崇祯年间。因此，郑振铎先生将欣欣子序与小说《金瓶梅》完全看作是同一时间的作品，又从欣欣子为万历时人而推出《金瓶梅》亦作于万历中期，这是不能成立的。
欣欣子序
三、关于太仆寺马价银问题。
《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中引证《明史》加以考证认为：
“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繁。……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其实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在嘉靖朝已屡见不鲜，何待于万历十年以后。徐朔方先生在《明实录》中就找到了若干证据，例如，《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二载：
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二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令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太）仆寺则马弛，入资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
同书卷二一九载：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命太仆寺少卿蒋应奎往仪真等处催督木植，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迂显陵条陈五事；……一动支马价铁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
同书卷二三六载：
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寺）马价三万两给之。
同书卷二三六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
以上这些史料，都是嘉靖朝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铁证。吴晗先生将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说成是“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是不妥当的。
《明史》
中华书局出版
四、关于皇庄问题。
吴晗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因为假如把《词话》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载：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
这就是吴晗先生的根据。但事实上，嘉靖时代皇庄之名仍然存在。《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八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今帑银告匮而来者不继，事例久悬而纳者渐稀，各处兴工无可支给，先年题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两宫皇庄子粒及兵部团营子粒银共七十余万俱未送到。
同书同卷又载：
今宜于户部每年扣省通惠河脚价三万六千一百四十余两，崇文门商税二万七千余两，皇庄并草各场子粒八万九千余两，……
由此可见，时至嘉靖十九年，皇庄之称并未废弃，并未为官地之称所替代。
那么为什么嘉靖初年，帝命“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而皇庄之称仍然存在呢?也许皇庄之称由来已久（明英宗天顺五年（）杀太监曹吉祥，以所没收田产作为宫中庄田，皇庄之称从此始，到嘉靖初年就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官地为皇庄；也许改称官地后，又复名为皇庄。
但不管怎么讲，皇庄之称在嘉靖十九年仍然存在，以嘉靖朝为背景的《金瓶梅》中出现皇庄之称，不是完全合情理吗?这又证明吴晗先生因为《金瓶梅》中出现皇庄之称而将其判为写万历时代的作品，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五、关于皇木。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云：“西门庆告诉：‘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撰了几两银子，新买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盖房……。’”
四十九回写到安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五十一回又写到：“安主事道：‘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称谓“皇木”，吴晗先生指出：“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这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朝廷采运皇木，从明成祖朝就开始了。《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载：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三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虽然《食货志》指出，万历朝采木费用“较嘉靖年费更倍”，但嘉靖朝采木亦并不少。显然，吴晗先生认为《金瓶梅》中的采办皇木事，必指万历朝事，而不可能指嘉靖朝事，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吴晗认为因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而《金瓶梅》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那么嘉靖朝的宫灾亦是很多的。
据《明书·营建志》载：嘉靖二十年有“宗庙灾”，三十六年有“奉天等殿复灾，命重建之”，四十五年九月“新宫成复毁”等等。这些宫殿遭灾而复建，均需采办皇木。
此外嘉靖朝新建宫殿亦极多，据同书所载，嘉靖十年“作西苑无逸殿”，十五年“建慈庆宫、慈宁宫”，二十一年“命作佑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殿”，四十年“营万寿宫，明年成”，四十三年“营玄熙、惠熙等殿”……。要兴建这些大型宫殿，就必须采办大量的大木。
此足见嘉靖朝采木规模之大，之频繁，为什么《金瓶梅》所记皇木事，就不可能指嘉靖朝呢?其实，吴晗先生自己就说过：“这事（指皇木）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但在得出结论时却只承认万历而否定嘉靖，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
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吴晗先生心中先已有了一个“万历说”，故一切考证均以此为转移。
《论金瓶梅》
六、关于屠隆的《别头巾文》。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应伯爵向西门庆举荐水秀才时，念出了一诗（《哀头巾诗》）一文（《祭头巾文》）。黄霖先生考证，这一诗一文即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
《别头巾文》见于《开卷一笑》。《开卷一笑》是万历年间最初编成的，屠隆又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由此，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认为：
“这有力地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即使不是屠隆，也至少是屠隆同时代或稍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嘉靖间的名士”，
“《开卷一笑》中的《别头巾文》即是屠隆所作，《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这篇作品，则可证小说当作于万历年间”。①
我认为黄霖所说的，《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即使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屠隆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但由此而推论《金瓶梅》必成书于万历年间，这就有问题了。因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系别人所补，非《金瓶梅》原作。
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指出：“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这一诗一文恰恰出现在这几回非原作之中（第五十六回）。
这个问题张远芬先生曾经指出过，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中作了答辩，指出沈德符的这段话中有许多矛盾后说：“仅据这两点来说五回是‘赝作’，不能令人置信。这或许是沈德符得之于传闻，或许他另有用意。
我们现在只能从《金瓶梅词话》的实际出发，确认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文笔、语气、格调与其他各回相互协调，并非是什么‘陋儒’的‘补刻’，而完全是当时‘全本’之一部分。”②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欠妥的。朱德熙先生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③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金瓶梅》的语言问题作了研究，文中指出了《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语言与全书其他部分的语言的区别，分析精当，材料翔实，足资借鉴。现引述如次。
朱德熙先生指出，《金瓶梅》中的反复问句都是“VP不VP”型的，他举了许多例证。但这种型的反复问句在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中只出现三例。相反，《金瓶梅》中的“可VP”型反复问句为数极少，一共见到十九例。而这十九例中有十二例集中在五十三至五十六回之中。
由此，朱先生指出：“这样看来，《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大概是用‘可VP’型方言写的。……沈德符认为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不出于原作者之手，是旁人补的。这个说法正好跟我们考察句法得到的结论一致。
只有第五十七回由于里头没有反复问句，无从验证。不过沈氏把五十七回也包括在补作里的说法可以从另外一个语法现象上得到证明。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刘一之同学的观察，《金瓶梅》里人称代词‘咱’用作第一人称包括式的共二百三十例。
‘咱’在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里一共出现了二十四次，除了一次用作包括式以外，其余二十三次都用作第一人称单数，而这二十三例里有十六例见于五十七回。
此外，‘我们’‘我每’在《金瓶梅》里一般用作排除式。‘我们’用作包括式的只有八例，其中有六例见于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我每’用作包括式的一例，也见于五十三回。
总之，从人称代词的用法看，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也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这个现象正好可以跟‘可VP’型反复问句在全书中分布上的特点互相印证。”
应该说，朱先生的考证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别人补作的正确性。这样问题就明朗化了。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中的一文一诗，即使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但此文非《金瓶梅》原作所固有，而是由别人补写而抄入的。补写的时间，据沈德符所说，当在万历四十五年前后，其时屠隆已经谢世（屠隆卒于万历三十三年）。
因此，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即使抄有屠隆的《别头巾文》，载有《别头巾文》的《开卷一笑》编成于万历年间，屠隆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但这些均不能成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佐证。
《开卷一笑》书影
七、关于《金瓶梅》抄引《水浒传》的版本问题。
袁小修在万历四十二年就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这是事实。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基本情节，加以扩大和再创作，演衍成为一部不同于《水浒传》的百回大书。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大量地抄引了《水浒传》中的文字。
例如，《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分别被抄入《金瓶梅》的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第八十七回之中。此外《水浒传》中的部分情节、描写和韵文，亦被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地抄录在《金瓶梅》的许多回目之中。
那么《金瓶梅》抄引的《水浒传》是什么时候刻印的哪一个版本，这就成了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黄霖先生作了考证，在其著《〈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提出：
“我推定《金瓶梅词话》所抄的就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由此而知道《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④
黄霖认为，在《金瓶梅》成书前后，《水浒传》的刊本很多，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四部：万历十七年新安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万历二十二年建阳余氏双峰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三十至三十八年间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万历三十九年左右苏州袁无涯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
黄霖通过仔细考证，发现《金瓶梅》抄录《水浒》的部分与万历二十二年刊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比较，“文字出入太大，根本对不上号”；与万历三十九年刊的袁本比较，袁本“增删、修改之处”，在《金瓶梅》中都“不见踪影，毫无反应”，可见《金瓶梅》抄的也不是袁本。
而《金瓶梅》在万历二十四年（笔者考定是二十三年）就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容与堂本《水浒传》则刊在此年以后，故《金瓶梅》亦不可能抄的是容本。
黄霖的这些考证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刊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这就不一定正确。
固然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的重叠部分的许多情节确实“改易不多”，有的地方是“一字不易，完全相同”，因此《金瓶梅》确有可能抄的是天都外臣序本。
但是，天都外臣序本并不是《忠义水浒传》的初刻本，在它以前还有早在嘉靖年间就流行的郭勋本。沈德符在《野获编武定侯进公》中指出：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此可见天都外臣序本的祖本乃是郭勋本。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但现存的只是个残本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五十五回。因此，我们今天已无法将两个刻本加以全面的比勘，但这五回却是可以对照的。
郑振铎先生就做了这个工作，他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天都外臣序刻本，经我们拿它来和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⑤
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在写作过程中极可能所抄的是嘉靖年间刊的郭勋刻本。但是黄霖又认为：
“郭勋本及其他繁本在天都外臣序本刊印前已为罕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一般的‘绍兴老儒’、‘门客’之类的下层文士，是无法依据这种当时罕见的本子来写定《金瓶梅词话》的，就是所谓“大名士”，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而相反，只有当这种《水浒》经刊行而重新流行时，才有被人参考而写定《金瓶梅词话》的较大的可能性。”④
我认为，这个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作为黄霖推论的依据之一的，是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的一句话：“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郭勋本就刊刻在嘉靖年间，嘉靖朝不过才四十多年。
虽然在嘉靖晚期万历初期，建阳本广为流传，但不能说郭勋本就已完全绝迹。周亮工此说，指民间还犹可，指上层知识界，官僚界则不可。我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
王世贞就生活在嘉靖年间，而且是个文学大家、文坛领袖，如果说王世贞就没有见到过郭勋本，也不可能藏有郭勋本，恐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第二、作为黄霖推论的依据之二的，是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
此序中虽然也说了些简本流行的情况，但黄霖忽略了，就在阁下所抄引的那段序文中，有一句话于阁下的推论是大大的不利的，而于笔者则帮了大忙。
此序文在对当时流行的简本表示不满后说：“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
这是个铁证，它雄辩地说明，即使是到了万历十七年前后，《水浒传》的“善本”并未失传，否则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如何能求其善本而“一从其旧，而以付梓”呢?
虽然序文并没有说明此“善本”即郭勋本，但它必然不是简本而是繁本。根据前面所引的沈德符的那段话推测，这个善本极有可能就是郭勋刻本。
那么，既然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和作序者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前后还能看到此善本，与汪道昆为同年进士（嘉靖二十六年）的，比汪名气更大的大名士王世贞当会看过这种善本。
第三、李开先在其著《词谑》中指出：“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词谑》是李开先的晚年著作，大约成书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而文中所述“一事而二十册者”，即《水浒传》的郭勋刻本。
李开先及其崔后渠（崔铣）、唐荆川（唐顺之）、王遵岩（王慎中）、陈后冈（陈束）、熊南沙（熊过）均为“嘉靖八才子”中人，可见在嘉靖中晚期，郭勋本仍然在大名士中间流传着。
王世贞比唐荆川小二十一岁，还基本上可算是同时代人。唐荆川能见到郭勋本，为什么王世贞就不可能见到郭勋本呢?
上述情况说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是能够看到郭勋本的，并且是依据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而写定《金瓶梅》的有关部分的。
因此，黄霖所推定的《金瓶梅》所抄的必然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的说法，就缺乏根据了，由此而他论定的《金瓶梅》成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的说法亦就不能成立。
《词谑》
八、关于南曲流行的年代。
章培恒先生提出：“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唱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大筵席，如西门庆宴请蔡状元（三十六回），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所以，此书当写于万历时期。”⑥
黄霖响应说，这是“一段扼要而中肯的论述”，“总之，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描写看来，这部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是最恰当不过的”①这又是持“万历说”者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论据作全面分析。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说：
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观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坠子。
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土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
顾起元所说的万历以前，富家宴会多用散乐，大席则戏曲和杂耍同时演出的情况，在《金瓶梅》中反映得十分普遍。
例如，第二十回写到：“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插花筵席，四个唱的，一起杂耍步戏”，“乐人撮弄杂耍回数，就是‘笑乐院本’，下去。李铭、吴惠两个小优上来弹唱，间着清吹，下去。”第三十二回，西门庆请本县四宅官员喝酒：“教坊呈上揭帖，薛内相拣了四折《韩湘子升仙记》，又阵舞数回，十分整齐”。
第七十六回，侯巡抚拜见西门庆，“先是教坊间吊上队舞回数，……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才是海盐子弟上来磕头，呈上关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晋公还带记》。”
由此可见，《金瓶梅》中所写到的演剧场面中，是演剧、歌舞弹唱、杂耍、百戏相间而同时进行的，这恰恰就是顾起元所说的“万历以前”的状况。
但是，《金瓶梅》中也确实在很多处写到，海盐子弟、苏州戏子搬演南戏的情况，这就成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以后的根据。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金瓶梅》成书的时代，是北剧衰落南戏开始兴盛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由戏曲本身发展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它不可能以朝代的更迭而立即更迭，因此用“万历以前”和万历以后来划出一条明晰的界线，这并不科学。
海盐腔在南方在元代就已经萌发。徐渭《南词叙录》说：“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这是嘉靖三十八年前的事，但它仅在南方流传而已。即使按顾起元的记载，海盐腔在万历年间已流传到“两京”——北京和南京，也仅在豪门宴会大席上所用，可见流传并不广泛。
据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云：“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
这就是说，海盐腔之所以在嘉靖年间能在江西宜黄县传唱，只因为谭纶“治兵于浙”，而“归教其乡子弟”的结果。而宜黄仍属南方而非北方。
那么海盐腔到底是不是在万历年间就传到了山东地区，我认为很难说，也许此声腔根本就没有在北方（除北京外，因为北京是京城）流传。
因为此声腔属南方声腔，“吴浙音也”（汤显祖语），为北人所不喜。虽然偶然有些戏班可能曾流转到黄河南北去演唱，但亦不可能在这里（山东地区等）广为传唱。
此点，《金瓶梅》本身就可以作证，第六十四回：“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薛内相问：‘是那里戏子?’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薛内相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这段对话说明，在山东地区，即使是内相这样的贵人，尚不喜欢南曲，第一是听不懂，不知所云，第二是此声腔“清柔而婉折”，亦为北人所不喜。可见南曲在这里并没有广为传唱，亦不可能流传。
《客座赘语》
第三十六回，西门庆结交蔡状元、安进士，又用苏州戏子唱《香囊记》、《玉环记》，安进士却听得非常高兴，说：“此子（指书童）绝好而无以加美。”
《金瓶梅》写道：“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由此看来，在《金瓶梅》的时代，海盐腔尚属“南风”，只为南人所喜（此“南风”者，可谓双关语，亦暗指安进士好男色）。
但是，《金瓶梅》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海盐子弟、苏州弟子搬演或清唱南曲的描写，如三十一回、四十九回、五十九回、六十三回、六十四回、七十二回、七十四回、七十五回等等，它似乎告诉我们当时的山东地区，甚至是在一个小小的清河县城，南戏是非常流行的，寓居在此的海盐子弟、苏州戏子是很多的，这显然与上述情况相矛盾。
我认为这个矛盾可以从《金瓶梅》的作者的籍贯来得以解决。
前已论及，《金瓶梅》写的是发生在北方的北人的故事，但在叙述语言甚至在北人的人物语言中，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这证明作者必是南方人。
另外在《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与北人的生活习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习尚。例如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所指出的，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
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酢，各种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
所饮之酒，更十九是黄酒。在生活用具方面，西门家用“杩子”（杩桶）便溺，而不是上茅厕之类，这是典型的南方习尚。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按不到北方山东的，亦按不到西门庆的家中。这也是个矛盾。
正是在这个矛盾中，我们才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氏的家中。
既然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中才出现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那么为什么不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金瓶梅》中才出现了南方人所喜欢的南曲演出的场面呢?
简言之，我认为在《金瓶梅》的时代，在山东特别是小小的、文化落后的清河县城，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南曲广为传唱的局面。而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南曲演唱活动，则是作者家乡的状况，或者说是作者个人的爱好。
《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而嘉靖年间王世贞的家乡，海盐腔已广为传唱。明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说：
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者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的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
该记载说明了魏良辅进行戏曲改革，创兴昆山腔的动因及过程。魏良辅，字尚泉。原籍江西南昌，但长期寄居太仓。魏氏不满于当时在太仓传唱的“南曲率平直无意致”，故立志改革。
那么在当时太仓流行的南曲是什么声腔呢?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伯龙（梁辰鱼，字伯龙）雅擅词曲，所撰《江东白苎》，妙绝时人。时邑人魏良辅能喉啭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
可见，魏氏所不满的正是海盐、弋阳等声腔。而魏氏进行戏曲改革则在嘉靖、隆庆年间。此反过来证明，嘉靖年间，太仓等地，海盐腔已流传甚久，乃致到了令魏氏不满的地步。
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王世贞等人在创作《金瓶梅》时，将其在嘉靖年间家乡地区海盐腔盛行的局面，搬到了山东清河，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以致造成了《金瓶梅》中的山东清河盛行海盐腔的假象。
以上的分析说明，用顾起元《客座赘语》中的话来证明《金瓶梅》中多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的说法，是不尽妥当的。
以上笔者只对“万历说”的十二条论据中的八条提出了驳论，另外四条即：太监的失势与得势，佛道两教的盛衰，“残红水上飘”，南曲《挂真儿》等问题，笔者在《论〈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文中已提出了驳论，此处不再复述。
《静志居诗话》
对《金瓶梅》成书于隆庆前后的推测
在《金瓶梅》成书年代问题上的另一说就是“嘉靖说”。
我认为“嘉靖说”也是有毛病的。《金瓶梅》到底成书于什么时候?由于缺乏史料，更由于目前笔者还没有找到铁证，故不敢妄断，只能提出一些推测性的浅见。
笔者认为，《金瓶梅》大体成书于隆庆年间，或者说是从嘉靖末年历隆庆到万历初年的二十多年间。下面将笔者推测的依据，简述一二如次：
第一、关于王世贞的“中年笔”说。清康熙十二年，宋起凤在《稗说王弇州著作》中指出：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稗说》卷三《王弇州著作》条，载《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以下凡宋起凤语，均见此书。
王世贞生于嘉靖五年（），卒于万历十八年（），终年65岁。隆庆元年（）至隆庆六年（），王世贞四十一岁至四十六岁，正值中年。
如果从三十五岁到五十岁称之为中年，那么王世贞的中年是嘉靖四十年（）到万历四年（）之间，我认为这十五年恐怕是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最合理的时间。宋起凤的“中年笔”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
按弇州四部稿有三变，当西曹至青州，机锋括利，立意迁□，尚近刻画。迨秉郧节，则巉刻之迹尽去，惟气格体法尚矣。晚年家居，滥受羔雁谀墓祝觞之言，二氏杂进，虽耽白苏，实白苏弩末之技耳。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
这是宋起凤对王世贞一生中，文字风格有初中晚三变的具体分析：早年是机锋括利、有巉刻之迹；中年是气格体法尚在而巉刻之迹尽去，宋氏称之谓：中多倩笔；晚年则又有所变化。
查《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曰：“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
可见宋氏的分析与《明史》所论基本相合。其实王世贞自己也有这样的认识。其著《艺苑卮言》云：“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游，离实也。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艺苑卮言》是王世贞四十岁前的著作，这些看法正是他早年喜尚刻画、藻饰的文风和理论表现。
后来他自己也感到《艺苑卮言》评论失当，他说：“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王世贞《归太仆赞》）
在他晚年时好苏轼之文，文风渐趋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明史·王世贞传》）。
《明史》与王世贞自己的言论均证明，宋起凤对王世贞一生文风三变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而宋起凤分析王世贞一生文风三变的目的，在于说明《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那么王世贞中年的文风是否与《金瓶梅》的文风相一致呢?他是这样说的：
书（《金瓶梅》）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
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
在宋起凤看来，《金瓶梅》的风格，既不像王世贞早年的文字风格那样“机锋括利”，巉刻之迹尽露，亦不像其晚年的文字风格那样平淡无奇。
《金瓶梅》的文字风格则是，虽写平常日用极意通俗，又变化神奇机巧百出；既开合排荡洒洒洋洋，又无牵强补凑之迹。这就是宋氏所说的王世贞的“中年笔”，即所谓“中多倩笔”。
颜师古注云：“倩，士之总称。”在宋氏看来，《金瓶梅》具有古代美好男子的气质风度。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也认为：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
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
刘氏与宋氏的看法何其相似，可见他们均把握了《金瓶梅》艺术风格的奥妙所在，持论精到。
宋氏的关于《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说，虽然也未拿出铁证，但他对王世贞的中年文风与《金瓶梅》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对我们很有启示意义，其论亦大体能够服人。
按照宋氏此说，我们大体可以推定王世贞及其门人写作《金瓶梅》当在隆庆前后。
《稗说校注》
第二、从《金瓶梅》讥刺严嵩父子来考察其成书年代问题。
《金瓶梅》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讥刺严嵩父子，对此确认者不乏其人。沈德符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野获编》卷二十五）
至于作《金瓶梅》讥刺严氏者为谁，沈氏未有确指，只以“嘉靖间大名士”云云了之。宋起凤则十分明确地将《金瓶梅》讥刺严氏与王世贞直接联系了起来，他说：“弇州（王世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金瓶梅》）。
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
后来，《寒花盦笔记》、《缺名笔记》的作者据以传闻，把王世贞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的故事，添枝加叶编得非常离奇。吴晗先生据以考证，将其推倒，以正视听，功劳很大。
但即使如此，这些笔记中认为王世贞与严氏有杀父之仇，其说仍乃不谬，亦当是事实。下面我们可以从王世贞父子与严嵩父子结仇的情况，来考察《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
前已谈及，王世贞父子与严嵩结仇，由来已久。嘉靖三十八年，蒙古把都儿辛爱数部，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严嵩即趁王忬滦河失事之机，构之论罪，嘉靖三十九年冬被杀。
在王忬遭害时，“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话以宽之。两个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明史王世贞传》。
如此之杀父之仇，世贞焉能不报。写作传奇剧本《鸣凤记》与小说《金瓶梅》乃是他报仇雪恨的重要手段。
嘉靖三十九年冬，王忬被杀后，世贞兄弟即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严嵩乃罢官，严世蕃谪戍雷州卫。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削籍，抄没家产，严世蕃被正法。两年以后，即隆庆元年，严嵩病死于江西老家。
那么《鸣凤记》与《金瓶梅》到底写于何时呢?《鸣凤记》写了严嵩杀害力主收复河套的夏言、曾铣。杨继盛上书痛陈严嵩五奸十大罪，亦遭刑戮。最后写到邹应龙、林润等人再劾严嵩，终于斗败严嵩。
《鸣凤记》已写到严嵩籍没抄家，严世蕃伏诛，可见其完稿当在嘉靖四十四年。清焦循《剧说》载：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焦循活动在清代乾嘉年间，离《鸣凤记》的写作时间有二百来年。上述记载是否正确，很难判定。但《剧说》一书是辑录散见于各书中的论曲、论剧之语而成的，卷前就列了一百六十多种“引用书目”。可见此说亦似有所依据而非杜撰。
从焦说判断，《鸣凤记》就很可能写成于嘉靖四十四年，严嵩父子刚刚事败的时候。这说明王世贞（及其门人）力求用文艺形式来达到挞伐严氏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那么作《鸣凤记》是如此，作《金瓶梅》为什么也不可能如此呢?当然，如沈德符《野获编》、廿公《金瓶梅跋》所说，因《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年间人，故成书似亦在嘉靖年间，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金瓶梅》的写作必起于王忬被杀或严嵩事败以后，这已是嘉靖末年了，一部百万言的巨著，从构思到写作到完稿，岂能在二三年间成就。
冯沅君先生在《古剧说汇》中认为，《金瓶梅》中大量引录了《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中所采录的散曲和时尚小曲，“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
《雍熙乐府》首有嘉靖丙寅岁中秋日安肃春山序。嘉靖丙寅是嘉靖四十五年，这是严嵩削籍、抄家，严世蕃伏诛的第二年。
如果冯先生认为，这大体是《金瓶梅》开始写作的时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已写到蔡京等人事败，“（蔡）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这显然是暗指严嵩事败，严世蕃处斩，严氏家产抄没入官的事，故《金瓶梅》开始写作必在此事发生之后。这实际上已到了隆庆年间。
退一步讲，《金瓶梅》开始构思、写作，不能早于嘉靖四十年，因为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严嵩杀害是在嘉靖三十九年的冬天。因此，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年代（准确地讲是写作年代）的上限，是嘉靖四十年（）。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中指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是万历三十年，或三十四年，他说：“袁宏道的《觞政》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已写成，由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决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
袁宏道《觞政》中谈到《金瓶梅》，故吴晗将《觞政》的成书年代作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
其实，袁宏道早在万历二十三年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袁宏道《锦帆集》中有致董思白书为证。可见吴晗先生将《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定得太晚了。
《剧说》
黄霖先生提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④，根据是《金瓶梅》写作时大量抄引的《水浒传》是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
前文我已谈到，《金瓶梅》所抄的是嘉靖年间流行的郭勋刻的《忠义水浒传》，而不可能是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因此将万历十七年作为《金瓶梅》写作的开始时间就不大妥当了。
黄霖所说的万历二十四年，就是袁宏道致董思白书云见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黄霖所沿用的是美国学者韩南先生考证的结论，而我通过考证，认为袁宏道致董思白书写于万历二十三年，而不是二十四年。
这里暂且不管这个一年的差异之争，就按黄霖之说，《金瓶梅》从写作到流传，只在万历十七年到二十四年这七八年之内，这就令人怀疑。
《忠义水浒传》的天都外臣序写在万历十七年，从此书的付刻到到达《金瓶梅》作者之手，恐怕已到了万历二十年。然后作者才开始写《金瓶梅》，然后才出现抄本，抄本再辗转传抄，于万历二十四年到达袁宏道之手。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推知，《金瓶梅》不过写了三四年时间。如此一部大书，短短三四年时间就告完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黄霖之所以将《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推到万历二十年前后，是因为他相信吴晗先生的“万历说”的缘故。那么如黄霖那样，将万历二十四年（实为二十三年）定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这当然也是可以的。
袁宏道见到《金瓶梅》抄本，是他给董思白书中透露出来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三年，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金瓶梅》流传的史料中，可确切考知年代的最早的一条，所以我将其称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
这个万历二十三年也就可以看作是《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但这个“下限”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袁宏道在致董思白书中明明写着，他的半部抄本是董思白给他的。
那么董思白又是在什么时间得到抄本的呢?或者从根本上讲，《金瓶梅》的第一个抄本是哪一年问世的呢?由于史料不足，目前我们还无从考知。
但是毫无疑问，从目前的史料推测，《金瓶梅》第一个抄本问世的时间，比袁宏道见到抄本的万历二十三年要早得多，或许这里有十多年的时间差异。
因此我认为，将万历二十三年定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虽然是有道理的，而且是万无一失的，但其相对性太大了，保险系数亦太大了。
由此推动笔者进行了一番再思考，得出了一个新的看法：《金瓶梅》最晚在万历十一年就已经成书，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两个抄本，即王世贞与徐阶的家藏本。
徐阶（—），松江华亭人，字子升。历官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职。严嵩事败后，代嵩为首辅。他与《金瓶梅》有着密切的联系。沈德符《野获编》说：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金瓶梅》）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文贞”是徐阶的谥号，麻城刘承禧是徐阶的曾孙婿。因此刘承禧的《金瓶梅》全抄本抄自徐阶家的藏本，这完全是可能的。此可证徐阶家有《金瓶梅》的全抄本。
另外藏有全抄本的就是王世贞。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指出：“王大司冠凤州先生家藏全本。”
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也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
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他和他的门人写完《金瓶梅》后，当然要抄一个最为完好的本子长期保存。这应该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抄本。
徐阶的家藏本来源于何处?我认为只可能来源于王世贞，而且徐阶的藏本极可能是《金瓶梅》的第二个抄本，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
徐阶与王世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严嵩的排斥。王世贞说：“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弇州山人四部稿上太傅李公书》）
沈德符说：“……会王（世贞）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徐阶）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野获编严相处王弇州》）
王忬被杀后，严嵩又加害徐阶。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事败，世蕃悔之曰：“先取徐阶首，当无今日。吾父养恶，故至此。”（《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可见徐阶是严嵩的主要政敌，心腹大患。徐阶反严氏父子亦毫不手软。最后置严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阶。《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载：
命下，阶袖之出长安门，法司官俱集。阶略问数语，速至私第，具疏以闻。……疏中极言：“事已勘实，（严世蕃）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上从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
原来嘉靖帝并不决意要斩严世蕃，正是徐阶这最后一本才送了他的命。徐阶之恨严氏亦已到了极点。最后，徐阶还帮助王世贞申冤翻案。《明史·王世贞传》载：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
正是在徐阶的帮助下，王忬恢复官职，王世贞也被重新起用为大名兵备副使。
《鸣凤记》
上述史料均说明，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两家不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是在政治上，在反对严嵩专政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亲密无间、休戚与共。
研究王世贞与徐阶的特殊关系，我认为可以提出如下两点推测：
其一、王世贞动意写作《金瓶梅》，对严嵩父子的罪恶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完全是符合徐阶的愿望和要求的，因此必然会得到徐阶的支持和帮助。
反之，对王世贞来说，徐阶是他父亲的挚友，是自己的恩人、保护人和长辈，因此王世贞动意写作《金瓶梅》亦必然会告诉徐阶，并争取他的支持。
其二、王世贞写完《金瓶梅》，并产生了第一、第二个抄本后，他第一个要赠送的必然是徐阶，这就是徐阶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来源。
那么徐阶的抄本是在什么时间得到的呢?这与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具有直接的联系。
我认为王世贞将抄本赠送给徐阶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在徐阶死后，而只可能在徐阶生前。道理很简单，如果徐阶谢世后，《金瓶梅》才得以脱稿，那么王世贞也就没有必要将抄本送给徐阶的家人或后人。
由此，我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金瓶梅》的完稿，必然是在徐阶的生前而不可能是死后。
因此，我们可以把徐阶的卒年作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这一年就是万历十一年（）。
综上所述，我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前后，其上限不能过嘉靖四十年（），下限则不能过万历十一年。这前后二十二年正是王世贞从三十五岁到五十七岁的中年时代。
由此可见，我的推测与宋起凤的《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说，正乃不谋而合。
在《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上还有一说，那就是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的“二次成书”说（或者可以叫三次成书说）。
他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认为，袁中郎在万历二十四年（应为二十三年）见到《金瓶梅》抄本，在此前成书的《金瓶梅》，是该书的第一次成书。“
‘忧危竑议’（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金瓶梅》，可能中郎兄弟与沈德符等人有过改写的构想，终于在四十一二年间改写了。……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宾天后，他们这伙人便增入了泰昌天启的史实，重加改写，匆匆付梓”，这就是《金瓶梅词话》。
这样《金瓶梅》就有了三次成书过程，时间一直拖到明天启、崇祯年间。魏先生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说的是刘邦项羽宠幸事件，特别是刘邦宠幸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的故事。
《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引起朝野激烈斗争的时代。
因此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金瓶梅词话》开始的”。
此说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袁小修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的日记中就讲到：《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是一绍兴老儒逐日记西门千户一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而且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中已出现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游居柿录》卷三，第条）
而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正是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半部抄本。此足以证明，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就是写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而不是什么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的故事。
魏先生推论的前提就错了，那么基于这个前提，魏先生进而推论的袁中郎、沈德符等人两次改写《金瓶梅》，但又迫于政治形势而长期不敢付梓的看法，也就根本无法成立了。
那么，《金瓶梅》在万历十一年前成书以后，在相当长的抄本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被传抄者增删改动呢?我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
沈德符早就指出，在《金瓶梅》初刻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野获编》卷二十五）。这对原作来说就是一次大的更动。
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故事情节不相衔接和错漏之处，亦可能为后人增删改动所致。另外，该书中那么多的肆无忌惮的性行为描写，恐怕也不是原作中都早已存在了的。但是即使有这些更动，都无伤原作的大局。
现存的再刻本《金瓶梅词话》的主题、人物、基本情节、结构、风格都还是原作所固有的。因此我认为，后人在传抄过程中对原作的部分增删改动，只能称作是对原作的窜改，而不能称作为第二次、第三次成书。
《金瓶梅》的成书只有一次，时间是在嘉靖四十年到万历十一年之间，这就是笔者所提出的《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当然此说也仍然只能算作推测，而远非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