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水浒传》其实只不过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已，他所追求的只是故事的趣味性罢了。
至于这本小说有什么“深刻”的价值内涵，那都是后世评论者分析出来的，和施耐庵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1
《水浒传》的评价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水浒”故事在民间很受欢迎，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些主人公都是离民间很近的人物。
比如宋江，只不过是一个小吏；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也只是一个比普通士兵稍高一点的小军卒；鲁智深，一个小城中的小官儿；武松，基本上就是乡野草民。其他的人要么是小地主，要么是江湖上卖艺的，还有农民、猎户、渔民、商人等等。
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基本上都是民间人士，他们的生活与普通百姓差不多，让人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他们的故事又很传奇，所以会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
这样的故事说书人讲出了有人听，书商印出来有人买，剧院演出来有人看，经济利益才是传播的最根本动力。
至于说它歌颂了农民起义，那只不过是后来人分析出来的观点而已。
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成书之初绝对不是歌颂农民起义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水浒”题材的故事本来就畅销，戏曲、评书、小说各种形式都有涉及，在以封建地主为统治阶级的农业社会，他们会不会歌颂农民起义？
答案很显然。所以说，“水浒”故事在民间的流行纯粹是因为它故事的精彩，满足了民间猎奇的心理。
但是，在上层社会中，“水浒”的风评并不是很好，有人称其为“诲淫诲盗”的作品。
虽然“水浒”并没有主动去表达“反抗压迫”这一主题，但是从客观来讲，确实反映了当时官场上的黑暗，林冲被逼上梁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清朝人俞万春写了一本《荡寇志》，也是“水浒”题材的故事，就把梁山众人当做反贼来写。并且在《荡寇志》成书之前，俞万春就提出了写作的目的：
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
这是因为后世很多强盗一类的势力，横行乡野，恶贯满盈，但偏偏打着和“梁山”一样的旗号，这很明显是受到了《水浒传》不好的影响。
所以《水浒传》一书，让统治阶级有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同时也让底层百姓受到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02
以文学评论者的眼光看，《水浒传》有何价值
如今论述《水浒传》，说它反映了“官逼民反”的主题、反映社会黑暗的症结、歌颂农民起义的行为等等优点，都是后来评论者主观印象，和施耐庵没有半毛钱关系。
梁山众人中，真正被逼上梁山的其实只有林冲一个人，而真正以种植业为谋生手段的农民也只有陶宗旺一个人，还达不到农民起义、官逼民反的程度。
但是，文学作品有时候虽然会夸张效果，以此来放大社会现象，但有时候也同样是以隐晦的笔法，来点明社会弊病。所以这就给文学评论者提供了一个如此认为的理由，联系社会环境，当时的官场确实黑暗，比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等官商勾结坏事做尽等等描写都可以作为佐证。
金圣叹对《水浒》的结构其实讲解得很到位：
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金圣叹的观点就是，《水浒》客观上反映的问题就是“官逼民反”，造成这一行为的确实是时代的过错。
所以他将《水浒传》腰斩，故事只保留到梁山众人排定座次这一情节，删去了招安以后的故事，以此来突出“水浒”的主题。这就是著名的贯华堂版《水浒传》。
而这一主题也被后来很多人所接受，今天“官逼民反”同样也被认为是《水浒》的主题。
但“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们同样也有错，动不动就杀人放火，只讲义气不分对错的行为同样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所以俞万春写《荡寇志》的时候，放大了梁山好汉们这一缺点，将他们当中十足的乱贼来写，从结局来看，要么被官军阵斩，要么被生擒之后凌迟，所有好汉的下场都是惨不忍睹。
也就是说，在分析《水浒传》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官逼民反”的时代黑暗，比如金圣叹；也有人看到的是“善恶不分”的人性扭曲，比如俞万春。
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只是“水浒”题材的一个版本而已，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俞万春的《荡寇志》、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陈忱的《水浒后传》，其他的评书、戏曲等等体裁都有不同讲述。
如何来理解“水浒”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只有是否合理的区别，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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