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水》是鲁迅创作于年10月的短篇小说，后收录于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首次出版。
《故事新编》，文如其名，即是将古代的事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编排一通。如序言所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种写法，不仅迥异于《呐喊》与《彷徨》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迥异于《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传统的历史小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是冷峻严肃的，常使人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然而，阅读《故事新编》，我们却似乎能想起另一个鲁迅：一个爱好插科打诨，油腔滑调的鲁迅。对此，鲁迅本人亦在序言中坦白，“时有油滑之处”。
由之，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故事新编》的两大艺术特色：一是古今混搭，二是油滑。以下，我们不妨将以《理水》为例，更深入地分析小说中古代的“因由”与现代的“点染”，看鲁迅如何油滑地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以此为径，我们或能窥见鲁迅晚期小说的艺术堂奥。
鲁迅肖像（油画）古代的“因由”：古籍中的依据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的“因由”，主要是指古代典籍中的相关依据。《故事新编》中所收录的八篇小说，其人其事在古籍上都有出处。《理水》讲述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如今，大禹治水已经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但是在鲁迅所处的时代，这还是个埋在三坟五典的“古事”。鲁迅虽没做出什么“大禹治水考”，但在资料搜罗上亦下了番功夫。以下我们就大禹之父鲧、大禹捉无支祁、大禹夫人三个细节，来看鲁迅对史料的剪裁运用。
1.大禹之父——鲧
鲧与大禹的父子关系及其相关事迹，可见于《史记·夏本纪》：
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
《史记》中的这段话交代了鲧治水失败并受罚。鲁迅在小说中亦写道：
远地里的消息，是从木排上传过来的。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
但是，鲁迅并不是一味让古籍史料牵着走，仍有自己的判断。譬如，《左传》、《释文》、《史记正义》等书中，都谈到鲧变成黄熊、三足鳖之事，而鲁迅从唯物史观出发，借大禹之口表达了对此不以为意的态度。
鲧伯取土2.大禹捉无支祁
在对史料的处理中，鲁迅并不总要判个是非对错。有时候，他就采取“将上帝的还给上帝，将凯撒的归于凯撒”的方法，使传说仍以传说的形态表现出来。在小说中，大禹捉拿妖怪无支祁的细节便是如此处理。
由于大禹治水有功，一群好事者便开始神化大禹，小说中写道：
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
大禹捉拿无支祁一事，源于唐代李公佐的小说《古岳渎经》，鲁迅在整理《唐宋传奇集》时亦有收入。既然是小说家之言，自然不能当作事实来叙述，所以，鲁迅让它以百姓茶余饭后的“故事”或“新闻”的形态出现。如此一来，鲁迅便巧妙地解决了所欲维护的“真实”与“传说”之间的纠葛。
无支祁3.大禹夫人
对我们而言，大禹已经是一个极为熟悉的人物，但他的家人仍然是面孔模糊，全都被“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笔带过。但在《理水》中，大禹夫人的形象却是跃然纸上的。
关于大禹夫人，各种古籍多有提及，只是介绍较为简略。以下略陈《尚书·虞夏书》、《楚辞·天问》、《史记·夏本纪》的相关记载：
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虞夏书》）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楚辞·天问》）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史记·夏本纪》）
在以上三处文献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大禹究竟是在涂山这个地方娶妻还是娶了一个涂山氏的女子？在先秦时代，以居住地为姓氏，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但是居住地与姓氏毕竟是两码事，其中有一个融合的过程，不能随意地混为一谈，还需要考证明辨。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其实是回避的。在小说中，主人公大禹谈到自己“讨过老婆”，但没有说明在哪里成婚以及妻子的姓氏，而作者也没有在叙述文字中透露这两点。但尽管如此，鲁迅没有就此舍弃大禹夫人，还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进公衙被挡的场景。可见，鲁迅对于尚未考证的史书争议，谨慎地避而不论；而对于史书所无的历史细节，倒给予天马行空的想象。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现代的“点染”：现实的隐喻和影射
鲁迅在写作《故事新编》时，并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恰恰相反，他时常受到外事的刺激，写篇如匕首投枪的杂文，还把对现实的批评剪裁进小说之中。在《理水》中，便有不少对现实的隐喻和影射。若能知晓其中隐藏的现代“点染”，读者阅读起来或更有兴味。以下，我们就谈谈洪水的现实隐喻和文化山诸学者的现实影射。
1.洪水的隐喻
《理水》中的“汤汤洪水”，主要的现实隐喻是年的特大水灾和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蚕食。
年6月至8月，发生了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性大水灾。数月之间，“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洪灾波及23个省，死亡约万人，灾民总数达1亿之多，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年特大水灾的产生，逃不脱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如超常的雨量，植被的破坏，河道的淤堵等。但这里要强调的，还是一些人祸因素。
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之后，便频频发起军事战争。如水灾前一年，就有一场涉及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方力量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如此频繁的军事行动，自然使得军费支出占据全国财政的大头，而水利防洪等公共建设的款项被挤压。
可即便剩下一点可怜的经费，最后也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而是被地方军阀和官僚盘剥殆尽。最终，直至洪水发生，也仍有赈灾官员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当时的报纸上，对此种官场形状亦多有报道，鲁迅也发表《水灾即“建国”》一文予以讽刺。《理水》中的那些巡视“专员”，与当时一批高高在上不知民情的赈灾官员极是相似。
年，被水灾淹没的市镇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消极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日本人手中。年1月，贪得无厌的日本人又进犯上海，同年3月，他们在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扶植傀儡皇帝溥仪上台。
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之后，日本人又开始打华北的算盘。年1月到5月期间，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虽有一批爱国的抗日将领奋起反抗，予以日军很大的打击；但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下，于5月31日与日本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承认长城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与日本扶持下的满洲国的界限。
但即便如此，日本仍然小动作不断。年5月，日军在天津南开和吉林伊兰县强占民地修建机场，用飞机炸伤平民2万余人。年11月，他们又唆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诱使冀东多个县城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成为沦陷区。
在此，若将洪水视为不断蚕食中国的日寇，那么，大禹就象征着抗日志士。此外，有人还进一步将之比拟为当时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亦可聊备一说。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2.文化山上学者的影射
《理水》对当时文教界人士的影射是尤为强烈的。其中最为醒目的文化山、鸟头先生、拄拐杖的学者等，都有较为明确的现实原型。
小说开头谈到一座聚集着许多学者的“文化山”，其实与当时北平文教界提出的“文化城”有关。年10月，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吃紧，国民党政府试图将北平的文物移到南京。这时，一批北平文教界人士，联名向南京政府提议，要求将北平设为文化城，保留文物，解除武装。这个提案固然能保全北平，但已不是中国的北平，而是拱手送给日本的北平了。那种打着“文化至上”的旗帜而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是鲁迅所不屑的。
小说中满口“虫虫”、“鱼鱼”、“水水水”且说话时“鼻尖涨得通红的”的鸟头先生，其现实原型便是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说话口吃，有红鼻子，若将繁体字的“顾”拆解开来，可得“雇”（本义为鸟）和“页”（本义为首），因此在小说中被称为“鸟头先生”。顾颉刚是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根据自己对古文字和先秦器物的研究，认为“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动物，大禹治水是原始思维炮制出来的神话。所以，作为现实影射的“鸟头先生”，在小说中也坚决认为大禹是“虫虫”，而“虫虫”是治不了水的。
小说中声称“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拄拐杖学者，其现实原型是社会学家潘光旦。潘光旦在17岁那年因跳高受腿伤，后又因感染而锯掉一条腿，因此行走常拄着拐杖。但尽管如此，潘光旦仍然凭借其出色的天赋与勤奋，留学美国学习进化论和生物学，并将优生学带回了中国。鲁迅正是借潘光旦的优生学大作文章，将其戏谑化，让拄拐杖的学者说出“鲧不成功，他的儿子也一定不成功”这样荒谬的“遗传”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平心而论，鲁迅对现实中人物的影射，在道德上并不“高明”。一来他是逮住别人的生理缺陷做文章，譬如顾颉刚的口吃和潘光旦的跛脚；二来他简化歪曲别人的学术观点，顾颉刚对“禹”的认识和潘光旦的优生学，远比小说中所说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要知道《理水》的现实影射，但不必赞同如此的影射。否则，就有盲目崇拜之嫌了。
年的北平城对鲁迅“油滑”的理解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到，他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自己很不满。”但即便如此，在以后的各篇之中“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
鲁迅为何明知“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仍然十三年如故？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油滑”究竟为何？我以为，鲁迅所说的油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作为创作态度的油滑；二是作为艺术手法的油滑。
1.作为创作态度的“油滑”
谈油滑的创作态度，必须追根溯源到“油滑的开端”，即鲁迅在《补天》中写作“古衣冠小丈夫”的缘由。这个缘由，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已有谈及：
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惠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拎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这里的汪静之，是当时杭州湖畔诗社的代表人物；所著的《惠的风》，则是一部表现少年对爱情之憧憬的诗集。这类诗集，在社会风气仍然不开放的年代初，自然会受到一批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然而，早已浸淫于弗洛伊德的鲁迅则不以为意，并拟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予以反击。
由此可见，鲁迅始终是一个关心现实的作家，他的创作初衷始终是要“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纵使是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创作历史小说，他也不会把现实抛在一边，创作出当下无关的作品，只是“将古人写得更死”。事实上，《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都来自关心和批评现实这样的初衷。所有的“油滑”，都是对现实而发的，譬如《理水》中十分油滑鸟头先生、文化山、巡视专员等，都有明确的现实影射。恰如茅盾对鲁迅这部作品所作的评论：
他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恶与所应爱。
在年代后期，鲁迅基本不再创作小说，而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杂文创作中。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在鲁迅看来，短小精悍的杂文体，能更快捷有效地捕捉社会热点、回应社会舆论。众所周知，鲁迅向来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是其中的“笑骂”功夫，更是难逢对手。这种杂文的“笑骂”功夫，表现在同时期创作的《故事新编》中，就是一种与《呐喊》和《彷徨》截然不同的“油滑”了。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鲁迅“油滑”的创作态度之下，仍然是对现实严肃的关怀，只是换下了呐喊的姿态。
五四运动中游行呐喊的青年2.作为艺术手法的“油滑”
《理水》之中的“油滑”一目了然，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读过之后都会冷俊不禁。那么，这种“油滑”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达到的呢？我以为，鲁迅“油滑”的艺术手法，包括了异质穿插与漫画化两个方面。
异质穿插是指打断时空、情感、逻辑的连续性，插入与原文本不同性质的元素，以引起荒诞滑稽的感觉。在《理水》之中，这种异质穿插可从两个方面来梳理：一是人物语言的，二是叙述语言的。
人物语言的异质穿插是局部呈现的。其中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一处，恐怕就是文化山学者口中的“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等，明明是一群中国人，明明是三皇五帝时代，却突然地冒出了这么几句现代“英语”，实在是不伦不类，其崇洋的媚骨，纤毫毕现。
叙述语言的异质穿插是整体弥漫的。在整个文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现代才有的专业名词弥漫在大禹治水的古代社会，譬如“大学”、“幼稚园”、“水利局”等等。这种古今混搭，将大禹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糅合在一起，令读者想起的不仅是传说中的洪水，更有年的洪水。
漫画化是指将事物原来具有的特征加以突出和夸张。在《理水》之中，这种漫画化的笔法，在学者的理论与官员的行为便可见一斑。
《理水》影射了许多同时代的学者，并将他们宣扬的理论挪至其中。但是，这些理论早已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被鲁迅加以漫画化了的。这里以影射潘光旦的拄拐杖学者的“优生学”为例。潘光旦之所以宣言“优生学”，原本也是为民族强盛考虑，并且先天的遗传也不否认后天的影响。但在鲁迅笔下，这种遗传学说就被漫画化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穷人”，并认为“鲧不成功，他的儿子也一定不成功”，可谓是“科学”地胡说八道。
《理水》中许多人物的刻画都是漫画笔法，其中尤其以水灾巡视专员为典型。巡视之时，他们道听途说，从不做实地的调查，行事又迂腐僵化，甚至让目不识丁的灾民写“善后的条陈”；巡视之后，又急于在局里大摆筵席，品谈“水乡”沿途的风景，对灾民贡上的吃食评头论足，还谋划开展览会募捐。鲁迅刻画的这群草包官员，真可谓“天下无能第一”。
鲁迅肖像油画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理水》中的“油滑”既有批判现实的正面价值，也有抹黑他人的负面影响，有其长亦有其短。在艺术价值上，《理水》可能要比《呐喊》和《彷徨》中的作品稍逊一筹。但是，若想全面地了解鲁迅，或者，不愿意面对一本正经的鲁迅，倒很可以读一读《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去看看鲁迅如何“油滑”地讲历史故事。
作者简介：
未名，浙东人士，自由写作者，致力于经典文艺作品的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