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不仅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时期，而且是戏曲创作的繁荣阶段，涌现了大批风格迥异、各领风骚的剧作家和作品，或取自历史传说，或讽刺当世时事，或歌颂忠臣义士，或改编小说文本，广泛而深入地触及和反映时代政治、历史和人生，表现出鲜明的教化观念、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对后世戏曲主题的确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经典形象，潘金莲及其故事情节渐为剧作家所青睐，屡屡被改编为戏曲的形式搬上舞台。由于《水浒传》较之《金瓶梅》的问世时间更早、流传范围更广、叙述语言更为含蓄，因此其题材内容多为戏曲艺术借鉴和因袭，由此生成了一批名噪一时的“水浒戏”，如《义侠记》、《挑帘定计》、《戏叔》、《调叔》、《潘金莲晒衣》、《灵堂杀嫂》等等。这些剧作传承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旧有桥段，续演了潘金莲的“淫妇”形象，或多或少地进行情节的改编和原型的再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其中，尤以吴江派北斗沈璟所写的《义侠记》改写最早、反响最大、成就最高。
《义侠记》取材于《水浒传》小说中武松故事，仍以武松为主角人物，突出其忠义和侠烈，表现作者“名将出衡茅”的创作思想。全剧共三十六出，前十八出叙述武松杀嫂的故事。从成书时间上看，《义侠记》最先将潘金莲形象置于戏台之上，而且成为后世“武松杀嫂”的传统样板：“日后关于‘武松杀嫂’的普遍演出，都是以昆曲《义侠记》为根据的，梆子皮黄也从这个本子脱胎而来”。剧中《戏叔》（《叱邪》）、《杀嫂》（《雪恨》）等经典曲目更是广为传颂、久演不衰。
为了衬托出武松的高大形象，沈璟一方面模仿《水浒传》的基本情节，依旧将潘金莲定义为诱叔鸠夫的淫娃荡妇，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汲取《金瓶梅》的创作手法和内容，通过适当的删改和添写加重了该人物性格的负面色彩，以增加情节过渡的合理性，克服施耐庵匆促衔接时的尴尬和突兀。在该戏《诲淫》中，潘金莲以自唱自演的独白讲述了下嫁武大的缘由：“奴家，武大的妻子，只因向年私通家主，被主母妒恨，逼勒嫁差了对头。”这种“私通家主”的恶劣行径，显然与施耐庵笔下纠缠不成反遭报复的贞烈形象大相径庭，带有些许《金瓶梅》的痕迹，却也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被动“收用”，隐现出几分勾三搭四的主动攻击性。之后又发出“叹今生错把鸾凰聘，几时称我风流兴”的寂寞感叹，更是暴露了她不安于室的风流本性，使其诱引武松、奸合西门庆以及毒杀武大的行为皆显得顺理成章。而后，在《雪恨》一折中，潘金莲跪伏在武松的剑下也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口口声声地叫屈道“非是我生心故为”，都是王婆教唆到底，不但哄她成衣“入马偷期”，而且教她把毒药将武大灌死。此番推脱之辞毫无疑问是潘金莲最后的垂死挣扎，也是作者的神来之笔。沈璟凭借这段辩白，充分展露出潘氏内心强烈的求生欲望和虚伪自私的本真面目，既顺乎人性，又合乎常情，逼真传神地刻画出一个可笑可憎的蛇蝎毒妇形象，使得武松杀嫂的正义之举变得更加情有可原、无可非议。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给潘金莲盖棺定论的同时，还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宝贵的同情和怜悯。所谓的“夫虽丑，义非轻，一夜夫妻百夜情”、“生人莫作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山鸡却与文蛮并，两下里不相称”等等哀怨之曲，于行文过程中频频出现，把潘金莲作为封建社会中底层女性的身不由己和满腹委屈，借助唱腔和曲词的表现渠道情不自禁地抒发出来，虽只作蜻蜓点水式地一笔带过，但却为该剧增添了一抹与众不同的亮色，“为后来的潘金莲母题的新生埋下了伏笔，预备下了可被利用的思想资源”。
诚如东海郁蓝生在《义侠记序》中所言：“闾里少年，靡不侈谈脍炙，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举”沈璟基于《水浒传》的原有基础上扬长避短、查缺补漏，不仅以戏曲的形式重现了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典型形象，而且加以改进和完善，融入了自身的独创性，使其犹立纸面、毛发毕现。即便与施耐庵、兰陵笑笑生在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就创作意旨和情感倾向而言，他依然站在封建伦理思想和男权意识的终极立场上，从“红颜祸水”的固有观念出发，对潘金莲进行道德的谴责和无情的鞭挞，由此达到教化和劝诫的最终目的，与前人的写作动机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在吕天成所写的《义侠记序》中有言：沈璟“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即沈璟传奇的基本主题，皆是以封建伦理道德讽刺社会上堕落的人情世态。而潘金莲作为封建礼教的对立面，亦是古代文人作家借以讽时喻世的教材工具之一，还是明末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自然成为了针砭时弊、醍醐灌顶的不二人选。此后的众多艺术作品，也无一例外地承袭了这一固定套路，并无明显突破。经过数百年的改编和重复后，“潘金莲”彻底变成了淫娃荡妇、红颜祸水的固定指称，在世代相袭和口耳相传中与封建伦理意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民族思维定势。
纵观潘金莲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建构、演绎和重塑的书写历程，自始至终都渗透着“红颜祸水”的民族情感心理和“男尊女卑”的男性中心话语，经由民众和作家集体无意识地强化和传播，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配角，转化为一个具有特定指称的文化符号，甚至演变为一个长期存在且不断被置换变形的文学母题，最终确立了“千古第一淫妇”的基本原型并流传至今。尽管人们对她的认识和解读，一直囿于封建礼教的狭小天地，但潘金莲却犹如一枝醉人心魄的罪恶之花，浸泡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之海内，傲立在刀光剑影的英雄时代里，摇曳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中，静默地等待重拾自由、重见光明的重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