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在其他国家的传播情况如何呢？
10月11日，在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举办的中韩语言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韩国著名红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向记者谈到了汉文典籍，特别是《三国演义》等中国四大名著在在韩国的传播情况。
作为《红楼梦》韩文版的翻译者，崔溶澈也分享了《红楼梦》翻译的意义及其难点。
他表示，中国文学典籍、特别是四大名著在朝鲜半岛具有悠久的传播史，人们最喜欢的是“三国”“水浒”和“西游”。相较而言，《红楼梦》主要在宫廷受到原因，但至今也有了许多版本，影响同样深远。
人们最喜欢阅读的还是故事
崔溶澈说，早在朝鲜半岛的三国和新罗时期，中国汉文典籍就流传到了当地。新罗时期，由于和唐朝合作实现国家统一，汉化更加明显，甚至地名、人名、社会制度都是模仿唐朝的，而且引进了很多汉文典籍。这时，李白、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诗歌传到朝鲜半岛，当地文人不仅积极学习，还模仿创作，并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韩国《红楼梦》杂志封面（崔溶澈供图）
到了高丽时期，与宋朝交流进一步加强，宋朝出版的书，高丽基本上都会引进。
甚至，宋朝南移后，南宋皇帝还写信给高丽国王，要求补充部分南迁过程中遗失的文献目录。
元朝破坏了很多文献，到了朝鲜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这时候文化恢复，朝鲜也派人到南京，引进很多汉文典籍。
“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故事，因此小说在当地传播最广。”崔溶澈说，如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在高丽时期已经引进，到了明代，中国重刻的版本遗漏，朝鲜反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后来，《太平广记》完全翻译成了朝鲜文，叫燕文本，在朝鲜流传非常广，很多朝鲜文人，都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文化。
“三国”“水浒”“西游”最受欢迎
采访中，崔溶澈专门谈到了中国四大名著在韩国的传播情况。
他说，当地读者秉持着故事第一的喜好，对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最为喜欢，由于原书比较长，《三国演义》甚至被翻译或改写成一小本一小本的，比如《赤壁大战》《诸葛亮传》等。
此外，中国文学里没有的，韩国文人也会写出来，如诸葛亮的太太叫黄夫人，于是就写了《黄夫人传》，说诸葛亮的很多计谋，其实都是黄夫人提供的。同样，模仿《西游记》和《水浒传》，也出了许多作品。
韩国乐善斋本《红楼梦》，第二回书影。（崔溶澈供图）
“反而，《红楼梦》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书中很多都是描写性的，而不像另外三部书那样充满了故事性。”崔溶澈说，如书中表哥表妹谈恋爱的事，在韩国人看来就很难理解。
另外，韩国读者也很难想象，这种精神上的恋爱。相对于民间，宫廷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把每回翻译成一册，一共册。他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译本，也得到了中国红学会的承认。
翻译《红楼梦》不能直译
作为《红楼梦》韩文版的翻译者，10月12日，崔溶澈还做客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分享了《红楼梦》翻译的意义及其难点。
讲座伊始，崔先生首先强调《红楼梦》翻译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翻译者应明确自身在翻译活动中的定位。
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窗口，所以《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翻译者作为本国读者与异国语言文本之间的“桥梁”，要为本国读者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酌情调整译文，以便本国读者理解，而不能完全忠实地对原著进行直译。
同时，崔教授还详细介绍了《红楼梦》在韩国的翻译史及代表性译本的翻译特色。
韩国著名红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赵毫摄）
他表示，韩国翻译《红楼梦》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朝鲜高宗时期（-）年便已出现了宫廷译官的谚解翻译，即乐善斋全抄注音全译本《红楼梦》，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红楼梦》全译本。
20世纪前期，韩国红学家梁建植与张志暎先后翻译《红楼梦》，并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但这两种译本均非全译本。
20世纪中叶，作家金龙济与李周洪分别根据日译本进行重译，并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延边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种韩文全译本。
“这些译本在翻译上各有特色，如梁建植本受日语的影响，译文中韩文与中文夹杂混用，而张志暎本则是以韩文为主，不加注释，每逢关键词汇，便在韩文之后旁加括号标出相应的汉字。”崔溶澈说。
他表示，近年来，又有洪尚勋等9人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重译本，以及由自己和高旼喜合作翻译的全译本。
讲座中，他分别对难词、回目、诗词曲赋等因语言不同而造成的翻译难点进行举例，并对处理方法进行介绍。
例如，因《红楼梦》的回目每句八字、对仗工整，句子成分势必有所省略，像“秦可卿死封龙禁卫”一句就省略了受封龙禁卫的主语，故翻译时需要将被省略的信息补足，以便读者理解。
再如，对诗词曲赋进行翻译时，需要加入虚词以凑足音节，以免破坏其韵律性。
过程中，他还分别以称谓文化、饮食文化、音乐文化的差异为例，介绍了由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翻译难点及其对策。
例如，贾宝玉以“太太”称呼自己的母亲，而“太太”在韩国文化的称谓习惯中是指自己的爱人，所以为了避免韩国读者的误解，就需要做出调整。
又如，第八回写到林黛玉嗑瓜子，而在韩国饮食文化中，瓜子是南瓜子，与中国所指不同，但为了符号韩国读者的饮食文化习惯，就将瓜子译作“南瓜子”。
再如，《红楼梦》中提到的琴是七弦琴，而韩国只有伽倻琴与奚琴，但都与中国的七弦琴差别很大，所以在翻译中就以注释的办法对七弦琴进行解释说明。
崔溶澈强调，翻译者无法完全将作者的原意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读者的理解服务的。
“曹雪芹的《红楼梦》，到了我的脑海里，不再姓曹了，我是为读者服务，站在读者立场一起理解《红楼梦》，我可以翻译出我所理解的我的《红楼梦》。也许所有的文学翻译者，最后的野心就在此。”他说。
都市新闻
记者赵毫
编辑陈茜茜
校对罗镇武
编审廖波 周密